A股的坎，中国的坎，也是全球的坎：对当前市场几个焦点问题的看法

　　A股的坎，只是中国的坎?

　　最近市场，尤其是海外市场，对中国是不是应该救市的评论发生了一些很戏剧性的变化：中国政府救市之初那些高高在上指责中国违背市场化原则的声音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对中国政府救市的认可与首肯，这其中包括曾经建议中国退出救市措施的IMF这样的国际金融机构代表(他们相信中国经济的韧性和实力足以经受那样大的市场波动。中国政府为了“维护有序发展”而采取的措施，不应该让人感到意外)，也包括了前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这样的独立学者(西方主要国家都在做完全一样的事情，只不过呈现形式不同而已)。

　　很明显，在经过中国政府几周的艰难救市后，随着各种信息和证据的越来越丰富，曾经高高在上，幸灾乐祸的外资绝大多数人都已搞明白了如下几点：

　　1、恶意做空者的存在已经不是猜测，而是非常确定的存在。从海内外巨大的期货空单，连续交割日精准的短时间现货打压，都已明确超越了趁火打劫的资金投机范畴，而是赤裸裸的恶意纵火焚城行为。继续任由这种势力泛滥，哭的不会只是A股市场的投资者——以中国今日之经济体量，中国失火，地球村谁家能保证自家屋顶不会飘落几点火星?

　　2、全球只有两种国家：正在干预金融市场的国家，和根本没有金融市场的国家。除了中国自己主动去灭火(接下A股这把落下的飞刀)，不会有“国际友人”伸出援手。那些指责中国救市粗暴的，无论内资还是外资，迟早会明白：如果没有人来接下这把落下的飞刀，中国也许会受伤，但没有人会从中国的火灾中受益。所以，对中国政府的救火行为，如果自己并不准备贡献一辆水车，就最好闭嘴，而不是自以为是，幸灾乐祸;

　　3、这是一道坎——是A股的坎，是中国的坎，但也是全球的坎：不出意外，十年后中国必将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大家都在一条船上。中国巨人的任何不适，全球其他经济体都不要指望能从中获益;

　　坚持核心利益第一，现实主义的老外想明白了，我们自己呢?

　　以中国经济的体量与伸缩韧性，这道坎迈过去是迟早的事——中国不是第一次发生这种内焦外困下的惨痛火灾，1938年11月12日百年古城长沙在日寇进逼下被付之一炬，但今天的长沙依然风姿绰约伫立在三湘大地上!——我们自己如何做，如何最短时间，最小成本地迈过这道坎，则关乎的不仅仅是我们的经济转型，我们的国运，其实更关乎我们每个个体短期和长远生活的方方面面。

　　政府到底在救什么?

　　近期指数的再次大幅波动，令市场关于政府到底该救什么的讨论颇多：认为该救指数点位者有之，认为该救流动性者有之——很明显，这些都是屁股决定脑袋的想法。如果你站在总理角度，你会很清楚政府真正在救什么。

　　如果我们相信股市确实是国民经济的反映，就会明白这次A股股灾，除了自身盲目加杠杆的自作孽，更大程度是在代人受过，或多或少是在还经济的历史欠账——去的不单是股市的杠杆，更多是在反映去实体经济巨大杠杆的恐惧与压力——没有这个背后的潜在压力，仅仅凭2、3万亿的配资，根本不可能让中国股市如此风声鹤唳。

　　尽管今年第一季度、第二季度的GDP都达到了7%，但“克强指数”三指标——工业用电量新增、铁路货运量新增和银行中长期贷款新增等三项反映经济动能的核心数据都明确无误显示经济在滑向衰退。衰退的原因是过去的高速增长透支了今天的经济景气，经济内部所积累下的结构性问题到现在已经捂盖不住，而转型则迟迟未能有效推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国的经济断崖式下跌。如果我们能利用2008年那个时机，在经济下跌的过程中，忍受痛苦，进行结构调整，产业升级换代，基本就很难有今天的经济困境与股市困境——日渐没落的传统产业支撑不了股市的“市梦率”——这天生是靠高科技产业来完成的任务。

　　但我们推出了“4万亿”的刺激计划，这等于是浪费了一次衰退，浪费了一次极好的调整机会，也导致今天调整的困难比2008年还要大——2009年“4万亿”执行的结果，使本来已严重的结构失衡更加恶化，很多产能已经过剩，产品技术落后，在市场上找不到销路，急需更新换代的传统制造业部门，在巨量投资下得以苟延残喘，甚至继续膨胀一直到今天，并产生“劣币驱逐良币”效应——我们的钢铁产能有12亿吨，但我们的真实需求只有6-7亿吨。实体经济中的过剩产能，对应的是银行的天量信贷。A股配资总共只有两、三万亿，我们金融体系的贷款余额有80多万亿，坏账率如果是10%，那么就是七、八万亿——这才是真正的隐患与压力，也是悬在股市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

　　出路在哪里?

　　1、去实体产业杠杆，尤其过剩的传统实体产业的杠杆——也就是产能出清，一带一路无疑是这种思路的实践路线之一。如果不把过剩的产能消除掉，价格起不来，利润微薄，没有一家日子能过好，实体经济必定会长期的在低位运行——这种锅底经济状况，无论是平底锅还是凹底锅，都注定了股市上得越快，下得也越快。

　　2、在银行信贷渠道很大程度上已经被传统产业绑架的情况下，必须大力发展股市直接融资市场，为新兴科技产业融资，为产业结构转型赢得时间与资金支持。

　　所以，政府的救市，不是流动性，也不是指数点位，而是消除恐慌与挤兑，是通过不跌来换取传统产业杠杆的消减，换取新兴高科技产业发展与资本市场的和谐共振——它救的是我们国民经济结构转型的一个支点，救的是一个国家的崛起时间窗和未来。

　　这就是政府为什么会花如此大力来救市的根本原因——这要求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而且断不可能一蹴而就。那些隔三差五谣传国家队要退出的，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就真的要为其智商捉急。

　　我们该怎么做：政府救，不如自救——韩国的案例

　　目前市场的现状非常类似博弈论中的经典案例假设：囚徒博弈困境—一起挽手往前走，迈过那道坎，还是一起倒退，互相踩踏?

　　对于《博弈论》著作中那两个囚徒而言，合作，能得到最优结果。博弈，一定是最差结果——只是，没人去告诉他们这个结论。

　　当前实际情况是：经过连续去杠杆，A股融资盘规模仍然高于国际水平。目前，融资余额占A股总市值比重仍然超过2.5%，超过美国、日本和中国台湾的水平(美、日、台的比重分别为1.9%、0.5%和1.0%)。如果要让A股融资比例下降到国际平均水平，融资余额还需从目前1.4万亿的水平上再压缩3—5千亿的水平(见下图)——而这项任务完成，一需要稳定的市场(很难想象杠杆能在草木皆兵的惊慌状态中有序撤离)——包括稳定的市场指数与稳定的市场预期，二需要时间。两者缺一不可。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因为护盘做多底牌的披露，某种程度上，国家队成了围猎对象：有迹象显示，有资金在明确利用国家队的单边做多行为，通过短期打压个股，制造恐慌，之后底部接回筹码，坐等国家队救市，然后从中差价渔利——这从某种程度上，已经不是什么火中取栗，而是发国难财的利令智昏的行为。

　　这是个悖论：国家队为了稳定市场，必须释放清晰的单边做多立场，而高度逐利性的融资盘和部分资金又会利用这种单边预期而放大市场波动。

　　也就是说，单纯指望国家队一方，是绝难干净利落难完成救市任务的，除非所有投资者开始合作自救：相信困难只是暂时，相信我们的国家经历坎坷只会更加辉煌，相信没有任何一个人能从做空自己的国家上最终获益，那我们就不会恐慌，我们就能自己给自己争取到时间，让多余杠杆有序无害撤离，让我们的市场恢复正常。

　　是的，格隆想说的是，无论谁，目前的救市阶段，你不能去做国家的对手盘!

　　目前市场有限的成交量与波动空间，是花费了巨大力量打造的去杠杆空间，容不下过多的拥挤与踩踏——如果你一定挤进去，无论是出于本能的恐慌，还是恶意的渔猎国家，都会导致那两个囚徒的下场：得到最差的结果。

　　毫无疑问，中国仍在崛起中，中国不会崩盘，选择与自己的祖国站在一起，长期来看，不会让你的人生更加没有色彩。

　　类似的案例是我们的近邻，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的韩国。1997 年11月11 日，当天韩国的外汇存底只有38.4亿美元，两周后需要偿还的外债就达100 亿美元。而当时韩国从外国输入生活必需食粮，一年就需要120亿美元。1997 年12月3日，当韩国几乎「被枪架在脖子上」、需要「无条件」接受国际货币基金提供的570 亿美元纾困方案时，不少国际媒体用「被圣诞老人遗忘了的城市」记录那一年汉城人的耶诞节。但韩国人开始了全国范围的捐献金银活动，有些人几乎倾其所有，其中总统金大中捐出了自己用性命换来的结婚戒指，200多万韩国人捐出黄金总额高达10亿美元。最终大家同心协力，共同渡过了那次经济危机。

　　在与一个格隆汇朋友聊完上述话题后，他昨天给格隆发来这样一段话：未来我不准备卖出一股股票，我选择与中国站在一起。

　　普通个体的命运、投资组合的最终结果除了取决于自身小方向的选择，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依附、捆绑于国家与政府的道路选择。换句话说，个体的成长空间、投资组合的最终收益率与其说是自身奋斗的结果，还不如说是在对一个国家、对一个民族的道路选择进行投资的结果——这就是格隆经常说的，我们很多有时候，赚的只是一个大趋势的钱。

　　所以，至少某个阶段，我们需要的，可能真的不是一时的盈利得失。

　　真的会有人从做空自己的国家身上获益吗?

　　这个问题，其实已经有很多人做了回答，但从最近A股市场的交易与对手盘看，很明显还是有不少人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抱有侥幸心理。

　　格隆再带大家复习一下堪称投机圣经的《股票大作手回忆录》作者，美国投机天才、华尔街20世纪最大的神话、有“华尔街巨熊”之称的杰西·利弗莫尔的一生。

　　1877 年，杰西·利弗莫尔生于美国麻州，家里一贫如洗。十四岁的他选择了离家出走波士顿，要改变现状。15岁时与人凑了5美元进场，并从一开始就选择了投机/卖空这个看似刺激但也备受争议的盈利模式。尽管职业生涯中他不断面对亏个精光甚至破产的尴尬，但凭籍自己的投机天才，利弗莫尔还是做到了15岁就赚到人生第一个1000美元， 29岁时押注美国经济和股市崩盘，一天之内就赚进 300 万美元。1929年大萧条来临，利弗莫尔如鱼得水大肆做空，个人财富也迅速累积到1亿美元，成为美国最富有的人之一。

　　但这些财富都是通过投机/做空得来的。利弗莫尔成了众矢之的。报纸、电台不停地抨击他，谴责他专做空头，逆着市场趋势大肆买空卖空。更糟的是他的这种做法总有所获——金融界巨擘老摩根劝诫他：孩子，收手吧，不要再做空美国了。

　　利弗莫尔不以为然，依然乐此不彼寻找任何可以在美国经济与股市可能出问题的下注机会，依然高调重复着他浮夸的生活方式：他喜欢傍晚开着自己的劳斯莱斯高级轿车，在纽约大街上兜风，搭载路边女郎上车取乐…

　　不幸的是，利弗莫尔的投机好运没有一直维持下去。因为美国在每一次危机之后都变得更加强大。

　　到1931年底，他财产的半数不见了。

　　到1933年，剩下的另一半也不见了。

　　利弗莫尔在一些他看起来必胜无疑的做空交易上，不可思议地输掉大约3000万美元。

　　到了1934年，利弗莫尔已成为一名醉鬼。

　　利弗莫尔穷困潦倒，1934年3月4日，他不得不申请破产。经过清理，他欠下的债务达226万美元。而他剩下的钱，只有18.4美元。

　　利弗莫尔的妻子早已离他而去。他孑然一身，住进了到处透风的公寓。为了苦度光阴，1940年他做了最后一次必输的投机生意：出版《怎样做股市生意》一书——这本书出得太晚了。在他一帆风顺的年代，这本书肯定会卖上百万美元。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喜欢输家。为出版这本书，他东奔西走，欠下了一屁股的债。

　　1940年11月28日，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房东又来找利弗莫尔逼讨房租。他喝下仅剩的半瓶威士忌，走进一家大旅馆的卫生间，从口袋里掏出手枪，朝自己的脑袋扣动了扳机。

　　他留下的遗书只有一句话："我的一生是一场失败。"

　　很多年后，一个一直靠做多美国而一度成为全球首富的人用一句很经典的话语总结了这种盈利模式的致命瑕疵：：“Indeed, who has ever benefited during the past 238 years by betting against America?”(过去238年，没有人靠押注美国崩溃而获得巨大成功的。)

　　这个人叫巴菲特，他今年85岁了，一直愉快地活着，每天喝着可乐，享受着做多美国的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