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湖南⑧丨焰红石渚的世界工厂——看长沙窑彩瓷中的五色大唐
湖南日报记者 杨丹
今天，当“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在全球掀起一波波的浪潮时，人们可曾记得，1000多年前，在长沙城郊的铜官石渚湖边，一炉炉窑火也“烧”出了一个世界工厂，“烧”出一个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民间贸易起点。
穿越千年岁月，我们似乎看到了窑工们用黝黑弯曲的手题诗作画、涂色上釉，闻到了阿拉伯商船伴着海风带来的咸湿味道，听到了石渚草市里各种方言交织的交易吆喝声……
那是泱泱大唐的一角缩影，那是属于长沙窑彩瓷的灿烂时光。
4月27日，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兴国，在长沙博物馆开讲“发现湖南”系列之“焰红石渚”，带人们回到千年前的石渚湖畔，领略长沙窑彩瓷中的五色大唐风度。
1. 草市石渚：开启了一个灿烂的彩瓷时代
让我们将时间回溯到1100多年前的唐宣宗年间。经历了安史之乱的李唐王朝，告别了繁花似锦、歌舞升平的黄金时代，都城长安渐趋冷清衰落。
远在千里之外，江南道潭州(长沙)治所的一片丘陵起伏的村落里，却洞火冲天，响声震耳，热闹壮观。人们正在一个个龙窑里，用山柴烧制瓷器。
“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迵野煤飞乱，遥空爆响闻。地形穿凿势，恐到祝融坟。”一个名叫李群玉的诗人，来到这里，此情此景，令他诗兴大发，写下了这首激情燃烧的《石渚》，为人们呈现了一幅当年窑工们制瓷时的生动画卷。
长沙窑石渚发掘区出土的彩绘凤鸟纹瓷盘
4月中旬，一个雨后初晴的日子，记者从长沙往西北驱车约30公里，来到位于湘江东岸的铜官镇。沧海桑田，石渚湖虽消失了，但谭家坡遗迹馆里，保存并复原了制坯与烧造的完整工序。从堆积如山的残瓷碎片里，长达40多米的龙窑遗址上，仍可见当初的辉煌。人声稀落，天地寂寥，久远的陶瓷气息，密密匝匝，芬芳未减。
据考证，长沙窑始于中唐，盛于晚唐，衰于五代。自1956年发现第一座古窑址以来，铜官古窑址已确查70多处，星罗棋布，遍及全镇。考古队还发现了唐五代时期，以石渚湖为中心的陶瓷草市聚落遗存。何为草市?顾名思义，即自发形成的民间集市。
由于安史之乱，北方窑工大量南下逃难，带来先进的制瓷工艺。长沙窑将唐三彩的多彩釉陶工艺嫁接到了岳州窑的青釉瓷之上，南北陶瓷工艺融为一炉，成为唐代彩瓷窑场中的翘楚，打破了当时制瓷“南青北白”的格局，初步形成青、白、彩三足鼎立之势。
青白褐绿红，五彩辉映。栽好梧桐树，凤凰自来。
中外商贾，络绎不绝，江上樯帆云集，岸边酒肆林立，石渚草市一时繁盛之极，成为集生产与销售为一体、产销两旺的陶瓷市场。
长沙窑白釉红绿彩壶。
2. 探宝“黑石号”：海上丝绸之路最活跃的弄潮儿
长沙窑，大唐造。千年之后，一艘古老的沉船，再次揭开了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1998年，在印尼勿里洞岛西海域，一艘阿拉伯独桅三角帆商船“黑石号”被打捞出水。船上器物总共约有7万件，其中陶瓷达67000余件，约57500件是长沙窑瓷，有碗、壶、礶、水盂、烛台等各种器物。
“黑石号”出水的“湖南道草市石渚盂子有明樊家记”题记碗
“黑石号”模型
两件青釉褐斑彩绘碗尤其引人瞩目，一件在碗心用彩料书“湖南道草市石渚盂子有明樊家记”，另一件外壁刻有“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826年)。张兴国解释说：“前者明确指示了瓷碗的作坊产地，后者标明瓷碗的制作时间。”
那驾着商船，在石渚草市完成交易，走湘江、过洞庭、下长江，再经扬州、广州等港口转运，穿行于星辰与大海间的“辛巴达”们，早已湮没于历史长河中。而这些未达彼岸的货物，却鲜活地证明了——长沙窑是中晚唐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者和主力军。
现代考古发掘表明：长沙窑瓷器在亚非大陆2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出土，分布范围之广让人惊叹，几百年后郑和下西洋也没有超出这个范围。
在当时，一个窑场一次能出口数万件瓷器，国际贸易能力令人叹为观止。
“量大，价廉，物美。”张兴国这样总结长沙窑赢得市场的原因。长沙窑当时正处于鼎盛时期，产量巨大。在石渚草市，三五枚铜钱，即可换一把瓷壶，“黑石号”上的那种碗更便宜，而同时期的越窑瓷器，一件瓶子的价格，就要价千文。窑主们还敢于创新，能按洋买主的喜好“私人定制”，胡旋舞、椰枣纹、粟特风，大量域外文化元素融入其中，所以销路大好。
这显示了长沙窑惊人的生产力和创造力，大唐的恢弘气度与包容创新精神也由此可见一斑。
“黑石号”出水大量长沙窑彩绘瓷碗。
据长沙铜官窑遗址管理处副主任何莉介绍，2017年11月，“黑石号”上162件(套)文物辗转回到“出生地”，落户于长沙铜官窑博物馆。今年4月11日，其中的5件馆藏文物又充当文化使者，进北京参加“殊方共享——丝绸之路国家博物馆文物精品展”，向更多人讲述千年前的“海丝”故事。
3. 彩瓷与青花：相隔600年的前世情人
公元1717年，600名全副武装的萨克森近卫骑兵在德国城市德累斯顿集结完毕，奉命前往普鲁士。他们不是去执行作战任务，而是神圣罗马帝国的萨克森选帝侯兼波兰国王奥古斯都二世选派的交换物，用以换取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收藏的100多件中国青花瓷。这个用兵团换青花的故事一直被人津津乐道，也是中国青花瓷风靡欧洲的绝好例证。
青花瓷成熟于元代、盛行于明清，是一款典型的釉下彩瓷。长沙窑彩瓷一度被认为是釉下彩技术的源头，当地的村名也因此改成了“彩陶源村”，所以很多人将长沙窑彩瓷视为青花瓷的重要源头之一。
但是，学术界对此一直争议不断，60多年来形成釉下彩派、釉上彩派、釉上釉下兼有派3个流派。各派都力证自己的观点，但又不能完全说服对方。
历史的细节是丰富而生动的，想要接近历史真相，既要大胆想象，更需要小心求证。
近年，专家通过对彩瓷标本进行光学显微观测，随机选取的100余片长沙窑彩瓷残片均为釉上彩，迄今未发现一件釉下彩。长沙窑工匠使用过釉下彩技法吗?这不由得令人发出疑问。
那么,这两款前后相差约600年的彩瓷还有关系吗?
“他们之间的关系恰如长沙窑那首著名的情诗，‘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他们是情人，不过是前世的情人，不只相隔600年，中间还隔着一层釉，一个在釉上，一个在釉下。”张兴国的比方，幽默又通俗。
4. 诗情画意：瓷有书画而雅，书画以瓷而载
“春水春池满，春时春草生。春人饮春酒，春鸟哢春声。”这首题记在长沙窑酒壶上的唐诗，以8个春字写尽春意，句意简明，朗朗上口，诗趣盎然。
2018年1月14日，在央视《国家宝藏》节目中，这件青釉褐彩“春水春池满”诗文执壶与皿方罍、辛追墓T形帛画一道，代表湖南省博物馆的宝藏参加“竞宝”，赢得了观众的热烈关注。
长沙窑青釉褐彩“春水春池满”诗文执壶。(本版照片均为资料图片)
长沙窑有许多创举，如对高温铜红釉的尝试，最早涉足商业广告语，丰富的装饰手法，等等。其中，最耐人回味的是瓷器上的诗情画意。
“瓷有书画而雅，书画以瓷而载。长沙窑将诗书画艺术植入瓷器，提升了瓷器的品质与文化内涵。”湖南省博物馆党委书记、副馆长李建毛如此评价。
“一别行千里，来时未有期。月中三十日，无夜不相思。”这样的爱情诗，让人回味悠长。
“古人车马不谢，今时寸草须酬”12字，则发出今不如昔、世态炎凉的慨叹。
“悬钓之鱼，悔不忍饥。”“罗网之鸟，悔不高飞。”借物喻人的警句，规劝世人勿生贪念，免遭恶果。
这是瑰丽的民间文学艺术宝库。据统计，长沙窑遗址出土的带题诗的器物共190多件，不重复诗文60多首。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李知宴说：“长沙窑上包含着丰富的唐代诗歌信息，是对《全唐诗》的补充。”
正是有了这泥与火写就的不朽华章，长沙窑瓷器才显得粗放而不失典雅，古拙而不乏灵气。那动人的诗句，那多彩的线条，历经千年，仍散发出令人陶醉的艺术气息。
■大事记
1956年，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长沙县书堂乡瓦渣坪一带进行文物普查，发现了这处重要的彩瓷烧制点。
1957年夏，故宫博物院专家陈万里、冯先铭、李辉柄对长沙铜官窑遗址进行调查，初步认识到该窑址与岳州窑的区别，命名为“长沙窑”。
1959年冬，冯先铭、李辉柄再次对长沙铜官窑遗址进行实地调查。冯先铭执笔撰写了调查报告，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彩瓷的装饰方法超出了唐代一般规律，突破了传统的单色釉，“褐绿彩都是釉下彩”，是“青花瓷的鼻祖”。
1964年底至次年春，在石渚湖南面的石渚、老窑上、游船咀也发现了窑址。
1983年4月、11月至12月，湖南省博物馆、长沙市文物工作队在蓝岸嘴、谭家坡、廖家坡、尖子山、都司坡等8个地点共发掘探方7个、窑址7处，其中整龙窑1座为谭家坡1号窑，余均为残窑。此次发掘面积400平方米，共出土陶瓷器7211件。周世荣等专家随即将长沙窑申报并列入了“国家七五重点”科研计划，研究取得了阶段性重大成果。
1988年1月，长沙窑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9年11月，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蓝岸嘴进行发掘，出土可辨器形陶瓷器1692件。
2010至2017年，为配合长沙铜官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及其配套服务设施项目工程的建设，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遗址开展了持续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工作，探明了遗址的规模、布局和性质，开展了大量科学检测分析工作，对长沙窑彩瓷的工艺属性提出了新的认识。
■评说
唐朝是中国陆路对外交通的鼎盛时期，以闻名中外的丝绸之路 (沙漠道) 为代表，这一点人们有着比较充分的认识。同时，唐代还是中国古代大规模海上对外交流的创始时期，陶瓷器是当时海上贸易最主要货物。之所以要强调“大规模”这个观念， 是因为通过海路与外界的交往，在中国古代开始得很早，秦汉时期，中国的先民们就已经掌握了较成熟的近海航行技术，个别航程已经可以到达印度东南沿海和斯里兰卡。
9至10世纪时期，瓷器的外销在其创始后 (8世纪中叶) 不久，从销售范围、销售规模以及器物的种类和质量等方面都迅速发展，达到了一个高峰时期，即中国瓷器外销的第一个高峰时期。这一时期海上的陶瓷贸易已经形成了一次贸易达到数万乃至数十万件的规模。外销瓷器的特点，是输出产品的生产地遍布南北方的许多重要窑口，主体产品在9世纪主要是长沙窑瓷器，10世纪则变成了以越窑青瓷为主。当时在环印度洋地区形成了三个贸易圈, 中国的直接贸易目的地应该是位于苏门达腊岛室利佛逝王国的巨港。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秦大树
长沙窑的分期可分为：岳州窑期、演变期、繁荣期、空白期、衰落期。
自东汉晚期至盛唐是岳州窑期。长沙窑所在早期为岳州窑的外围窑区，自东汉便生产青瓷。演变期当在安史之乱之后至八九世纪之交。长沙窑的出现实际上是南北瓷艺融合的产物，它既不是岳州窑发展的结果，也不是中原地区制瓷工艺的简单植入，而是二者融合后产生的。并出现有别于其他窑的特质，如在南青北白基础上的新品——彩瓷，以书画饰瓷的特殊工艺，模印贴花的范式，为茶酒时尚文化开发的茶酒具，为外销新制的洋用物等等。以“黑石号”出水瓷器纪年为标志直至公元870年是繁荣期。咸通末年至马殷定楚为空白期。繁荣期的纪年瓷很多，几乎无间隔。但自咸通年间的两纪年瓷之后，纪年瓷便出现了多年空白。是什么原因造成鼎盛时期的长沙窑戛然而止呢?当与唐末黄巢起义及唐末动乱有关。衰落期为五代时期。扬州这个主销通道被战乱切断，加上衡州窑的兴起，长沙窑走向衰落。
——湖南省博物馆党委书记、副馆长，研究馆员，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 李建毛
长沙铜官窑遗址是晚唐至五代时期中国南方最为重要的彩瓷和外销瓷基地，反映了湖南当时最高的手工业生产水平，也是商业贸易的重要历史见证。
如何让遗址“活”起来?在考古发掘的基础上，反映长沙窑瓷业技术的谭家坡1号窑保护展示，不仅展示一条完整的龙窑，也展示了与之配套的作坊遗迹。展示方式也是多样的：既有原来的真实遗迹，又有瓷窑复原和模型;既有考古标本，又有仿制彩瓷;既有标牌说明，又有语音导览;既有遗迹现场，又有虚拟复原;既有考古成果，又有考古过程;既有保护大棚，又有保护监测;既有遗存展示，又有陶艺体验。在这样的公共空间，集考古发掘、研究和文物保护、展示利用于一身，多功能叠加与融合，在国内外的考古遗产展示利用中都是不可多得的范例。
——湖南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所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 郭伟民
编辑:刘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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