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小史：从辨是非到论功罪

　　蔡元培对于胡适的尖锐批评，似乎并未勃然大怒，更不曾利用手中职权对胡适进行打击报复，而只是在《石头记索引》的《自序》中表示对于胡适的批评“殊不敢承认”，并提出了四点商榷的意见。在答复蔡元培的商榷的文章里，胡适则坚持认为，“红楼梦》的" >蔡先生的方法是不适应于《红楼梦》的”。

　　吃惊之余，我们不得不承认，胡适对蔡元培的批评固然非常尖锐，但是并无恶意。胡适在答复蔡元培的商榷文章中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朋友和真理既然都是我们心爱的东西，我们就不得不爱真理过于爱朋友了。”

　　发生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那场关于《红楼梦》的批评，情况大为不同。

　　这里只说一说李希凡、蓝翎对俞平伯的“批评”。1954年3月，俞平伯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了《红楼梦简论》一文，从此招致李希凡、蓝翎的一系列“批评”。他们批评了俞平伯源于“反现实主义的”、“自然主义的主观主义”的一系列错误，因此，“清算‘新红学家’、尤其是俞平伯的反动观点，就是保护祖国的文学遗产”。

　　鲁迅对前人红楼梦研究的生动归纳，胡适对蔡元培《石头记索引》的尖锐批评，都是文人学者之间的争鸣，是辨是非，属于文艺、学术范畴；而李希凡、蓝翎对俞平伯的“批评”，显然已经超出了文艺、学术，是论功罪，已经演变成了一个阶级对一个文人的审判。(亚瑟，文章摘自《澳门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