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国内第一劳工NGO组织"接受境外组织资助
近日，广东公安机关根据群众举报，打掉一个以“免费维权”为幌子、长期接受境外组织资助、在境内插手劳资纠纷事件、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严重践踏工人权益的非法组织，抓获曾飞洋等7名犯罪嫌疑人。
这个名为“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的组织已在国内活跃十多年，并以“国内第一个劳工NGO”名噪一时；该“服务部”主任曾飞洋以“劳工维权专家”“工运之星”等形象，屡屡见诸境内外媒体报道中，曾被媒体评为“年度公益人物”，还应邀赴国外演讲、考察、交流，受到热烈追捧……
曾飞洋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领导的这家“服务部”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组织？他们涉嫌何种严重犯罪？“新华视点”记者走进专案组，面对面采访犯罪嫌疑人以及办案民警，逐渐揭开深藏幕后的真相。
罢工背后的蹊跷
时钟拨回今年4月20日--
上午8时许，广州市番禺区利得鞋厂发生大规模聚众扰乱社会秩序事件。数百名工人封堵工厂大门，不许运输车辆出入，并以阻塞楼梯、威胁谩骂的方式阻止其他工人正常上班。工人们高呼口号、群情激奋，场面异常混乱、几近失控。
这场罢工持续6天，工厂被迫停产，周边群众也不堪其扰。这已是2014年12月以来利得鞋厂出现的第三次罢工。直到政府部门介入，事态才逐渐平息。但是，工人的诉求并没有得到百分之百满足，工厂也因停工蒙受4000多万元经济损失。
罢工刚开始，一些境外媒体、网站第一时间就登出大篇幅文字和图片报道，持续进行恶意炒作，矛头直指地方政府。
更出人意料的是，就在罢工期间，几名曾经参与罢工的工人代表主动联系公安机关，“要反映罢工内幕”。
“2014年8月份，我们工人因社保、公积金等问题与工厂发生经济纠纷，这时候工厂里就出现了曾飞洋的名片，说他们帮工人维权不用钱。”工人代表高某某说。
工人们开始与曾飞洋接触，对其第一印象相当不错--“温和、善良”。曾飞洋免费提供培训，帮工人们了解法律法规，请工人们吃饭，还出钱组织活动和安排旅游；同时，要求工人选出代表，由“服务部”与工人代表联系，再通过工人代表组织工人进行维权，并要求工人们出资成立“团结基金”。
急于维权的工人们在“服务部”组织下很快就召开工人代表大会，曾飞洋带着骨干成员孟晗、汤欢兴、朱小梅、彭家勇、邓小明等人参与其中，并指挥选出高某某、张某某等多名代表。
随后，曾飞洋对工人进一步培训，播放韩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工人罢工的视频，讲解罢工维权成功的案例，反复鼓励大家一定要通过罢工维护权益。
“曾飞洋经常跟我们说，工人维权通过政府的途径太慢，不会成功，只有听从服务部的安排，把事情搞大给工厂压力，才会成功。”高某某说。
工人代表王某因为害怕，提出不想做代表。曾飞洋鼓励王某“要大胆，不要怕，如果给抓了，服务部会安排律师免费帮工人打官司，会召集工人去派出所‘要人’”。
2014年12月，利得鞋厂发生了第一次罢工。因劳资双方没有达成一致，很快又发生了第二次罢工。
在此期间，工人代表们却觉得越来越不对劲。“我们认为他的组织有问题，要我们用激进的方式维权，把我们推到风口浪尖上，借助罢工的影响把事情闹大，还要拍照上网。”高某某说，代表们没有按照曾的意思去做，便开始遭到排斥。
2015年4月17日，工人代表与工厂经理的谈判终于有了实质性进展，确定了赔偿款项的最后限定日期，就差最后一步公布并征求工人意见了。
“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服务部突然在19日连夜组织召开第三次工人代表大会，宣布把我们罢免，选出听他们话的新代表。”另一名工人代表李某某说。
第二天一早，第三次罢工开始。于是，就出现了上述一幕。
令高某某、李某某等人愤怒的是，曾飞洋为了“拿下”他们竟然不惜造谣惑众。“污蔑我们收了工厂老板的钱，让工人看到我们就像看到仇人似的。这些谣言都是服务部的人开会时说的，之后一个传一个地传开，就可以顺理成章地罢免我们。”李某某说。
让被罢免的代表们更伤心的是罢工结果。“工人辛辛苦苦罢工，还要冒着被警察抓的风险，但维权的真正目的还是没有达到，工人长远利益被损害。”李某某几度哽咽。
工人代表们认为，曾飞洋等人的真正目的是煽动工人罢工、制造社会影响、干扰工厂正常生产和扰乱社会秩序。“就是不让我们谈判成功，造成我们工人一直拿不到补偿金。”
警方深入调查发现，近年来，曾飞洋等人频繁插手珠三角地区的劳资纠纷事件。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军区总医院、大学城、南沙联盛模具厂、恒宝珠宝首饰厂等数十起罢工事件的背后，都出现了他们的身影。
在激进的维权中，曾飞洋等人煽动部分工人联名罢免某工厂工会主席，成立听命于“服务部”的“工会组织”；非法控制某工厂人事主管的人身自由，逼迫工厂领导就范；还煽动工人围攻执法机关，造成了极恶劣的社会影响。
隐身幕后的操控者
在对外宣传和接受采访时，曾飞洋声称自己领导的“服务部”是一家“合法、独立运作的公益组织”。然而，民警调查发现，该“服务部”2007年已被工商部门注销登记，目前未在任何行政部门登记注册，属于非法组织。
“无论曾飞洋本人还是服务部，都表里不一。”犯罪嫌疑人汤欢兴说。
2014年，汤欢兴应曾飞洋之邀加入“服务部”。“要我跟着他一起为工人们做点事。”汤欢兴供述，“曾飞洋是服务部主任，一切都是他说了算。孟晗负责工人会议的筹备，朱小梅负责具体联系工人，我负责网络维护和媒体宣传。”
不久，汤欢兴就觉察到“服务部”不为人知的一面：名义上是独立机构，却定期向一些境外组织汇报日常工作，境外组织也派人员来参与管理以及一些维权活动的具体策划。
汤欢兴还发现，该“服务部”没有任何盈利项目，但是在组织罢工活动中，号称不收费用，而且包吃、包接送、包培训，还组织部分工人代表到香港“见世面”。这些经费从哪里来？按照曾飞洋自己的说法，都是由境外组织提供；同时，在每次罢工中，曾飞洋也会找工人们收“份子钱”。
让汤欢兴更感意外的是曾飞洋在组织劳工“维权”中的实际表现。“给工人开会和培训时，曾飞洋都说要依法维权，在实际操作时却走样了。”
警方查明，曾飞洋等人插手劳资纠纷，有着严密而明确的行动计划，组织每起罢工运动的手法和模式都如出一辙：
--确定目标。精心挑选有影响力的外资企业或劳动密集型企业，评估是否具备提供大笔资金解决问题的实力，提前研究和准备，以确保“成功率”。
--组织发动。与工人接触，用小恩小惠博得工人们的好感，发表蛊惑性很强的言论，组织召开工人代表大会，从中选出性格激进的工人代表，完成所谓“组织化”过程。
--集中培训。向工人传授罢工策略和方法，播发其他国家和地区劳工运动的视频，其中不乏通过劳工运动取得政权的案例；为工人拟定诉求，并带着工人代表到其策划的其他劳资纠纷现场“观摩学习”。
--煽动闹事。精心策划方案，逐渐加入一些不合理、不实际的诉求，教唆工人拒绝通过合法渠道维权，而是以激进方式迫使厂方答应条件。“服务部”骨干成员孟晗、汤欢兴曾经奉曾飞洋之命，冒充工人身份混进谈判现场操纵谈判。闹事过程中，使用微博、微信等将文字报道、现场图片传到网上或发给境外媒体，进一步扩大影响。
--庆祝总结。每次罢工之后，曾飞洋都要召开大规模的庆祝会议，赞扬工人们“做得非常好，要坚持下去，就是要这样才能取得胜利”；出资制作“工运之星”的牌匾交给工人，再让工人在会上隆重地送给他，拍照留念发到网上，对外宣称这是“工人们自发自愿的”。
一些罢工现场的视频画面显示，曾飞洋组织带领工人们高呼口号，不断煽动工人情绪，把现场的气氛引向狂热。
“我看了都觉得担心，场面那么乱，人又那么多，大家情绪都那么激动，这样下去很容易发生大规模冲突，造成群死群伤。”汤欢兴供述，“其他地方的罢工中就出现过员工跳楼的悲剧，他不可能预料不到这种严重后果。我也劝过他，不要把工人的情绪搞得那么激动，应该稳住局面才利于谈判，但他就是要把场面搞乱，挑动矛盾一步步升级，完全不顾工人的生命安危。”
一些参与了罢工的工人告诉记者，曾飞洋总是说要跟工人们站在一起，让大家“不要怕、往前冲”。可是等现场闹起来之后，曾飞洋总是莫名其妙地不见了，“找不到人，手机也打不通，在我们最需要他的时候，他把我们抛弃了。”
每次罢工闹大之后，政府部门都不得不介入平息事端、协调劳资双方谈判。“但曾飞洋都把功劳算到自己头上，跟工人们讲，让政府做是没用的，还是要让我们服务部来做。”汤欢兴说。
除了采取各种手段把自己从“服务者”变成“主导者”以掌握“领导权”，曾飞洋也在不断扩充势力，先后在广州、东莞、佛山、中山等地发展“佛山南飞雁社工中心”等多家分支机构，举办所谓“工人领袖研习班”。曾飞洋在接受境外媒体采访时称，“服务部”已成为中国劳工NGO的“黄埔军校”。
警方查明，每次维权活动中，汤欢兴都按要求整理出文字报道和照片交给曾飞洋。曾飞洋迅速把文字照片提供给境外媒体，并频频接受采访，主动“爆料”各种“负面信息”。这些境外媒体在报道中将工人与企业的矛盾升级、夸大，歪曲成工人与中国政府的矛盾冲突，借机抹黑中国国家形象、攻击中国社会制度。
“吃人嘴软，拿人手短，性质完全变了。”汤欢兴说，“他这样做是为了提高服务部和他本人的知名度，获得更多境外组织的关注和资助，却远远超出依法维权的范畴，越过了道德底线。”
“工运之星”的真面目
“曾飞洋犹如一个兵蚁，更似一个将军。他在社会丧失痛感的地方坚守疼痛，在法律屡屡失守的地方修复公平。他在残肢断臂的人群中，用不懈的付出寻找生命的完美。他是时代稳固的基石。”对外，曾飞洋把自己包装成这样一种形象。
根据“服务部”网站资料及曾飞洋自己的说法，他1974年出生于广东番禺，1996年就读于华南师范大学法律系大专班，毕业后到南雄市司法局工作。不到一年，曾飞洋就跳槽到一家律师事务所。曾飞洋如此解释辞职理由：“每天喝茶看报纸，太清闲了。”
警方调查却显示出完全不同的经历：曾飞洋连名字都是假的。他真名曾庆辉，广东南雄人，在广州读中专时因嫖娼被学校开除；回到原籍后，以自己的城市户口为条件，与一名叫曾飞洋的农业户口同乡对换身份，并以曾飞洋的身份参加高考，此后一直冒用曾飞洋的姓名(为便于表述，下文继续称其“曾飞洋”)；在南雄市司法局工作期间，长期纠缠有夫之妇，因侮辱妇女被行政拘留15天，不得不辞职。
警方掌握的情况还显示，曾飞洋1998年加入“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2002年起成为该组织负责人，与一些境外组织和外国驻华使领馆长期保持联系密切，多次出境接受培训，回国后在境外资金的支持下长期从事“劳工运动”，并以向境外提供中国的“劳工运动”情况报告作为条件。
境外组织一般先把钱打到曾飞洋在香港的公司账户上，曾飞洋再通过地下钱庄等通道转入自己的境内账户。经初步查实，2008年以来，仅其中两个银行账户接受的境外资金就超过500万元人民币。同时，警方从曾飞洋办公室和家中搜查出大量中国劳工运动报告、反动书刊培训资料、口号标语，以及他本人在国外参加罢工的照片等，“足足装了十几麻袋”。
“每插手一起劳工纠纷，曾飞洋在劳工维权界的地位和声望就更大，骗取工人们对他的信任就更深，换取境外组织资助他的筹码就更重。”办案民警表示，加之曾飞洋想方设法地在媒体上频频亮相、接受采访，名气飞速积攒，为他带来众多追随者。
今年49岁的蔡娇就是曾飞洋曾经的追随者之一。1998年8月，在一篇报道中得知曾飞洋其人其事后，蔡娇慕名而来，在“服务部”做志愿者；2005年12月至2006年8月，任“服务部”出纳，负责一些财务账目。
如今，蔡娇却是对曾飞洋涉嫌犯罪的长期举报者之一。2007年起，他向有关部门多次实名举报，曾飞洋接受来历不明的境外资金资助，非法侵占财物、偷税漏税等。
“作为一个公益组织，账目应当公开透明，但是他从来没有向内部或者向社会公开过。”蔡娇说，“服务部”财务管理极其混乱，维持日常运作的钱，都是境外组织打给曾飞洋个人，曾飞洋再拿给他，“具体是哪些境外组织、具体给多少钱，我们谁都不知道。”
曾飞洋购买牙膏、牙刷、洗发水等个人用品的小票，以及一些没有实际发生的费用，都拿回“服务部”让蔡娇报销。在蔡娇多次拒绝配合后，曾飞洋将蔡娇排挤出“服务部”。
现任会计蒙某也证实曾飞洋多次指使虚开票据充账，骗取境外资金。“曾飞洋给我多少单据，我就录入多少单据，但有的单据是没有签名的。”蒙某说，“基本上每次帮工人讨薪成功后，都要举行庆功宴。有的时候我也奇怪，过期了的餐费也有。”
蔡娇透露，自己从始至终都没有与“服务部”签订劳动合同，包括他在内的一些员工还被拖欠社保。为此，蔡娇将曾飞洋告上法院并胜诉。“一个连自己员工的权益都不维护的人，怎么会真正关心劳工维权呢？”
曾飞洋标榜自己为公益人士，生活清贫不求财，月工资只有几千元，服务部举步维艰。但据警方查明，他通过多次取款、第三方平台支付等方式，将境外给他的资金大部分据为己有；曾飞洋不但给自己买了汽车，而且购置2套位于市中心的房产；其中一套放在妻弟的名下，再高价租给“服务部”，套取境外的更多资金。
另有与曾飞洋共过事的人向警方举报，曾飞洋多次截留、克扣工厂发给工人们的补偿款，将其装入个人腰包。
博名和谋利之外，曾飞洋还将“维权”作为骗色的机会。大量证据显示，作为有妇之夫，曾飞洋与至少8名女性长期保持情人关系。他以帮助工人“维权”的名义，借助自己的名气地位，诱骗胁迫有求于他的女工、女志愿者委身于他。
另据办案民警介绍，曾飞洋热衷网上“裸聊”、嫖娼，向不同女性发送大量性爱视频、低俗短信。曾飞洋曾加入一个裸聊QQ群，竟因在群里表现“太过下流龌龊”被踢出。民警还在曾飞洋家中查获大量淫秽物品。
“服务部”的其他一些成员也多有劣迹：骨干成员孟晗与有夫之妇通奸并带其“私奔”，为躲避对方丈夫追砍四处躲藏；2014年因组织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被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另一骨干成员彭家勇因打架斗殴被公安机关依法处理过。
接受过其“帮助”的工人是否得到了真正的利益呢？记者采访了解到，不少人在事后大呼上当--虽然得到一些补偿，却因工厂受罢工影响、无法承担巨额债务倒闭而失业，失去稳定经济来源。
“工人的目的其实很单纯，却成了服务部的棋子。”工人代表李某某说，曾飞洋等人开始看起来是为工人着想，指导工人跟工厂谈判，帮大家实现了一些合理诉求，但后来就变味了--“教”工人们提出更多超出原来预想、工厂明显不会答应的诉求，煽动大家用激烈的方式维权，一步步引向他设计好的方向。
汤欢兴也在忏悔中表示，曾飞洋非常具有迷惑性，表面上看他帮工人获得了短期经济利益，但实际是出于一己之私，教唆、煽动工人聚集闹事、扰乱秩序、对抗执法机关，不惜牺牲工人的长远利益和生命安全。“没想到会出现这个结果，跟我加入服务部的初衷背道而驰，我现在非常后悔。”
目前，“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及其分支机构“佛山南飞雁社工中心”已被公安机关依法查处；曾飞洋、孟晗、汤欢兴、朱小梅、彭家勇、邓小明和“佛山南飞雁社工中心”负责人何晓波7人，因涉嫌犯罪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邹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