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让·梯若尔：我得了诺贝尔综合征

    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唯一得主是法国经济学家让·梯若尔教授。他关于市场力量和规制的研究让他赢得了今年经济学领域的至高荣誉。但是，纵观梯若尔教授的研究成果，不难发现，无论是产业组织，还是反垄断政策，或者是政府规制，都具有极强的现实操作意义。

    近日，梯若尔教授在他一手创办的法国图卢兹经济学院，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梯若尔教授印象

    对梯若尔教授的专访时间约定在上午十一点整，地点是他那间四壁几乎被各类经济书籍和悬挂的文件占满，却规整得有条不紊的办公室。

    十一点刚过，走廊里传来了他与大家问候的声音和脚步声。很快，他出现在了办公室门口。他的秘书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他刚结束另一家法国杂志的采访，从家中赶来。在简短的问候之后，梯若尔教授忽然消失。两分钟后，他端着一杯水再次出现在门口。

    梯若尔教授与本报记者的对话，从一段吐槽开始了。

    “您知道吗，我得了诺贝尔综合征。”梯若尔教授一边进门一边往嘴里送了一口水，“忽然间，我必须回答媒体关于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必须说一大堆其实自己根本不确定的东西。所以我现在就得向您承认，您接下来要问的问题，我可能并不知道。那么，您要问我点什么呢？”他伸出手来和记者握手，记者能感到他手掌细微的汗珠。

    与往届获奖的经济学大师不同的是，梯若尔教授的研究领域广泛地涉及宏观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博弈论、激励理论、国际金融，经济学与心理学的交叉研究。在采访中，他甚至透露目前正在从事历史成本和市值会计的研究。每次提到这些让他醉心的研究，他的语调中总是忽然充满热情和活力，而提到与他共同完成这些研究的同事，他的那些同样是经济学大师的挚友们，他的语气里又瞬间充满了感动和自豪。

    和许多法国的经济学家一样，梯若尔教授深爱着他的故乡法国。尽管他毫不掩饰对美国谷歌、亚马逊、苹果等企业内部创新基因的赞美，但是他内心深处对法国最柔软的温情一直在召唤他。这或许是在他获奖后，本报记者能在他一手创办的图卢兹产业经济研究所，而不是在美国某个著名的常青藤大学采访到他的唯一原因。“我们能看到美国经济里的活力，”他带着不无羡慕的语气说，“我多希望看到如此有创新力的企业在法国出现的那一天。”

    本次专访分别按照梯若尔教授对欧洲经济、中国现状、世界趋势和经济学研究之道等四个方面的见解展开。

    欧洲的教训

    记者：让·梯若尔教授，你好。首先祝贺您获奖。你可否为我们指点，当今世界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梯若尔：我首先想到的是欧洲的经济。南欧国家必须坚持改革来重新赢得市场信誉：推动劳工制度改革减少失业人群；退休制度改革；国家体制改革——正如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指挪威、瑞典和丹麦等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那样。南欧国家的很多制度都在催生失业，因为它们打击了企业提供稳定岗位的积极性。

    记者：欧洲应该如何对抗失业呢？

    梯若尔：我认为解决方法是消除现在劳工市场的不对等性。比如在法国，我们就存在有保障的长期工作合同（CDI）和没有保障的短期约定合同（CDD）的区别，这两种合同都是不合理的。我们应该让劳务合同统一，并提供一定的保障。我们应该避免（不稳定性），因为现在的企业只愿意签短期合同，合同到期后就直接解雇，不愿续签——在法国我们称作“手纸合同”。这样一来，很多年轻人和55岁以上的人群都被排除在真正的劳工市场之外，因为企业不再愿意签长期的稳定合同。

    记者：您今年获奖是因为关于市场力量和政府规制的研究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在多次经济危机后，全球经济的复苏目前非常乏力。对于经济危机，我们应该吸取怎样的教训？

    梯若尔：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就欧元危机还是银行业危机而言，在天下太平时期，我们都能够看到放纵主义的影子。我们对很多事情放松了警惕，例如很多危险的金融衍生品，管理者并不了解它们，它们在场外交易市场（OTC）非常不透明，但是它们有着很高的风险，这些风险有很强的传播性。我们还过度放纵次级抵押贷款，不仅仅是在美国，在西班牙、爱尔兰也是一样，我们过度鼓励了房地产业。当危机到来的时候，只能尽其所能，比如降息，所有的央行都会这么做，这样做的代价很大，本应避免，但是已经没有选择。这样的问题可能在中国也存在，但是加强银行监管的确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