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立法遏止“校园霸凌”：对霸凌者判重刑

　　职业生涯中，邓洪曾代理过多起校园霸凌案件。包括6月引爆舆论的留美中国学生霸凌女同学案。

　　洛杉矶当地时间6月18日，翟芸瑶、张鑫磊、杨玉涵(音)3名中国留学生因校园霸凌被控酷刑折磨罪、绑架罪等6项刑事重罪，可能面临无期徒刑的刑罚。

　　然而，令很多人惊讶的是，在法庭上，施害者之一翟芸瑶并未表现出明显的悔意，甚至表示希望案件能“速战速决”，因为她不想在牢中度过19岁生日。

　　6月的再次庭审，很多在场记者对这个女孩的表情印象深刻，甚至称她“表情后”。因为，她在庭审现场还对证人、男友，甚至旁听席的观众和媒体记者抛出愤怒、蔑视、嘲讽、不屑等表情。最终，法官发出警告才有所收敛。这与两名被害女同学的恐惧表现截然相反。

　　在这起案件中，邓洪受雇于被告担任辩护律师。7月18日，他在接受华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上世纪八十年代，从广东农村进入城市读书的他就曾被同学霸凌，体验过被霸凌后的无助。后来到了美国，他发现完备的立法曾帮助美国在过去十年中有效地遏止了霸凌顽疾。

　　他认为，中国的相关部门必须从中国长远发展的高度去重视学校霸凌事件，并寻求立法解决途径。

　　如果在学校受到不公对待以后如何公平地对待他人?

　　华商报：您代理的留美中国学生绑架虐待女同学案，几位当事人和他们的中国父母对孩子被判重刑感到很意外。因为在国内，这种行为甚至谈不上触犯法律。您如何看待这一差异?

　　邓洪：上世纪八十年代，一般美国家庭对孩子教育比较开放，小孩在校园玩闹甚至是恶作剧，家长也经常说“ kids willbe kids”(小孩终归是孩子)，不会太介意。但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研究特别是心理学研究显示，学校霸凌事件越来越严重，主要原因是电脑时代来临，孩子们喜欢玩暴力电脑游戏，缺少社交及社交技能训练。

　　其间，美国社会更加多元化，一些孩子会对残障、不同肤色、不同宗教的同学进行嘲笑、甚至暴力相向。由于美国宪法修正案中赋予民众持枪的权利，就出现了学生持枪进校园的现象。上世纪八十年代后，霸凌在美国校园日趋严重，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达到高峰。当时统计显示，美国每三个学生就有一人受到过欺凌，引发了家长的普遍担忧。

　　今天的中国，面临与那时的美国相似的困境，随着城市化扩展，大量人口从农村迁入城市，年轻人特别是初高中生很多整天打网游，沉浸在暴力的虚拟世界里。国内校园霸凌问题日渐突出，但社会对校园霸凌的认识还处于和美国八十年代的水平。一旦出现霸凌，要么家长忙于工作不知情，即便知情后也认为“这不算什么，批评教育一下就行了”。如果事闹大了，不少家长会亲自出面要么用钱、要么靠关系摆平，法律概念淡薄。

　　我要说的是，霸凌事件越演越烈，对中国社会的未来可能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如果在学校受到不公对待，他走向社会后如何公平地对待他人?

　　对校园霸凌立法是各界反思努力的结果

　　华商报：是什么原因促使美国法律对校园霸凌问题的态度发生根本转变?

　　邓洪：美国也曾面临校园暴力愈演愈烈却无法可依的困境。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全美最具规模的帮派团伙“华青帮”。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些来自台湾的小留学生在洛杉矶高中及大学读书，但受到人数众多的拉丁裔同学欺负。为了自保，这些留学生组织帮派反抗欺负，用群殴甚至手枪来反制。经过几次交手，这个小帮派名气大振，越来越多小留学生为避免欺负加入华青帮，越陷越深，荒废了学业。

　　另一个案例是1999年4月20日，科罗拉多州杰佛逊郡哥伦拜恩校园发生一宗震惊全美的枪击事件，两名高中生持枪进校园，枪杀了12名学生和1名教师，还造成其他24人受伤，两人自杀身亡。一年后，加州斯托克顿又发生学生在校园持枪报复案件，5人死亡。警方调查发现，这些枪手都是校园霸凌案件的受害者，他们曾在学校被其他学生欺负，导致精神受挫，结果采取杀人的手段来报复。

　　这些校园血案让美国社会不仅反省枪支犯滥，更多的人开始注意校园霸凌问题，认识到这绝不是一个简单问题：受到欺负的学生产生极大的自卑感，缺乏自信，有些人自杀，有些人采取同归于尽的报复行动;而欺负别人的学生也养成目无法纪的习惯，长大成人后经常触犯法律。

　　因而，社会各界纷纷要求正视学校霸凌的问题。联邦政府，各地州政府随后也纷纷立法打击校园的霸凌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