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树斌案”疑似真凶王书金：多活等于多受罪
“不认识。”
2005年9月，律师朱爱民告诉王书金，聂树斌被认定为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奸杀案的凶手，被判死刑，已经执行了。
王书金突然抬头，怔怔地看了朱爱民有5秒钟，眼神里闪过一丝惊讶，接着，陷入沉默。
几分钟后，他说：“这是我干的，怎么把别人给杀了？”
身背数起强奸杀人案，王书金在当年被警方缉拿时，就给自己判了死刑，并交代了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奸杀案。
但这起发生在1994年8月5日的奸杀案，21岁的聂树斌被认定为凶手，于1995年被执行死刑。
一案两凶。王书金的命运从此与“聂树斌案”紧紧捆绑在了一起。
被判了死刑的王书金，在高墙里度过了11年。
有人说，他把聂树斌的案子揽在自己身上，是为了多活几年。王书金说：“多活等于多受罪。”
“多活等于多受罪”
“为什么石家庄西郊玉米地这起案子不认定呢？”这些年，王书金与辩护律师朱爱民见面时，一直问这个问题。
河北邯郸磁县看守所，9张床位的监室，王书金住了快四年。
他一直“过得不错”：能和公安局长、看守所所长、医生直接对话；想吃什么可以和看守所所长直接反映，还能吃上别人吃不到的方便面和火腿肠——因为案情特殊，他被特殊对待。
“前一两年，他一度吃得虚胖，看守所的干警提醒他要节食”。朱爱民说。
今年4月，最近一次会见，他发现王书金瘦了，除了血糖有点高，没有其他毛病。
除了吃饭、睡觉、上厕所、看电视，看守所里的大部分时光，王书金都用来等待一个结果。
2013年9月27日，河北省高院驳回他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处其死刑的判决。不久，该案进入最高法进行死刑复核。
朱爱民明显感觉到，拿到死刑终审判决后的半年，王书金的心态相对平静。
但最近两年多，隔段时间，朱爱民就会接到看守所的电话，说王书金情绪波动，坐立不安。
认识王书金11年，朱爱民知道，他性格内向，坐立不安是表达焦躁的方式。
王书金曾跟朱爱民说，原以为死刑复核在2015年走完程序，没想到至今没个结论。这让他“心里没有底”。
王书金另一位辩护律师彭思源也表示，今年1月他见了王书金，其精神状态不好，有些消沉，一直重复“拖的时间太长了，受不了了”、“还不认定，怎么回事？”
三个月后，王书金问朱爱民：“光说延期，也没说啥原因。我认为这是拖时间。”
朱爱民告诉他，有人说他把玉米地奸杀案揽在自己身上，是为了多活几年。
王书金立刻反驳：“他们真的不知道，我多活等于多受罪。”
“怎么把别人给杀了”
2005年9月17日，河北广平县看守所，朱爱民第一次见到王书金。他跟朱爱民说，自己给自己量了刑，肯定死定了。
黑瘦、木讷、眼睛里没有一丝灵光，口音很重，沟通要靠翻译：这是朱爱民第一次会见王书金的情形。
他告诉王书金，聂树斌被认定为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奸杀案的凶手，已被执行死刑。
王书金说：“这是我干的，怎么把别人给杀了？”
2005年1月18日，在河南荥阳警方一次治安排查中，王书金被带走。随后他交代，自己在1994年11月至次年农历八月先后作案6起，其中4起强奸杀人案，石家庄西郊玉米地案是其中之一。
当时，聂树斌被判死刑并执行已经过去了十年。
2007年3月，邯郸中院一审宣判，王书金犯故意杀人罪和强奸罪，判处死刑。
让他奇怪的是，他供述的玉米地奸杀案，没有被认定。
王书金不服，上诉至河北高院。理由是，一审法院认定有自首情节，但没有体现从轻或减轻处罚；其主动供述石家庄西郊奸杀犯罪，也没有认定属于重大立功。
彭思源回忆，王书金急于给自己“加罪”，是想获得灵魂救赎。“自己做的事情自己认，不想到了下面，两只鬼还要打架。”
但彭思源也承认，如果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平反聂树斌案，可为王书金争取到重大立功，他或许还有生的希望。
六年未见的当事人
王书金跟律师说，他被相关工作组要求翻供，不要“蹚聂树斌案的浑水”。如果翻供，就给他女友和两个孩子办低保。
2007年7月31日，河北高院二审第一次开庭后，两位律师却找不到王书金了。
朱爱民给主审法官打电话，得到的回复永远是“案子还在审理中”。
2013年4月2日，朱爱民到河北省高院，问主审法官王书金在哪里，要申请会见，得到的回复是，不知道。次日，他再去广平县看守所，被告知人被提走了，不知道在哪里。
直到当年6月，朱爱民和彭思源接到法官通知，案子可能再次开庭，并告知王书金被关押在磁县看守所。24日一大早，二人赶到磁县看守所，会见六年未见的当事人。
王书金白了、胖了、口音没有以前重了，精神状态不错。“六年无法和外界取得联系，终于可以有人讲讲心里话了。”彭思源回忆，见到两位律师，他有点激动。
王书金回忆，那六年他辗转河北石家庄、邢台等多个看守所，分别停留个把月，再换到下一个地方。最终，2012年7月16日，到了磁县看守所。
这中间，王书金的态度有过反复。但再次见到律师，他一口咬定，坚称自己才是真凶。
这一坚持延续到6月25日的二审第二次开庭中。
据新华社报道，当天庭审出现了罕见一幕——被告人及辩护律师称这桩犯罪是当事人所做，公诉方称被告人没有实施某桩犯罪行为。
法院维持了原判。2013年9月27日，终审判决书送到王书金手里时，他签字的手在发抖。
朱爱民从王书金脸上看到了不解和疑问。他记得，第一次会见时，王书金脸上分明是如释重负后的坦然和淡定。
彭思源说，最开始，王书金面对死刑还很坦然，越往后拖，心态反而不那么正常了。
“早有充分思想准备”
“如果真能等到聂树斌案了结，我也能踏踏实实地走了。”跟律师会见时，王书金“有点欣喜”。他知道，聂树斌的案子弄清楚了，他的案子也就快了。
2014年12月12日，王书金案在最高法进行死刑复核期间，最高法指令山东高院复查聂树斌案。
但山东高院的复查先后经历四次延期，长达一年半。王书金的死刑复核也因此悬而未决。
朱爱民问他，如果死刑复核下来了，你怎么办？
王书金说，都已经这样了，而且这么多年了，早就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了。
他多次和两位律师提到，如果那一天到了，最放不下女儿。
从河北逃亡到河南荥阳的十年，王书金认识了一位女友，并育有一儿一女。女儿2000年出生，童年几乎是和王书金一起度过的。
案发后，女友带着孩子嫁人。朱爱民曾和她提到，等孩子长大了，可以带他们来看看。但对方说：不想给孩子留下不好的印象。
11年来，没有家人来看过他，也没有送过一分钱或一件衣服。王书金也知道，他做的事情，让家人“抬不起头”。当年回老家指认现场，村民纷纷拿东西砸他骂他。
2013年7月，彭思源去王书金老家寻找他的家人，对方都避而不见。他辗转找到了王书金的一个侄子，对方只撇下一句话：“如果需要见最后一面，我们可能会去。”他拍了王书金故居照片，又找到王书金儿女拍了合影，还特意把合影洗成三寸，方便王书金装在口袋里，随时拿出来翻翻。
今年6月6日，因客观证据不足、不排除他人作案可能性等问题，最高法决定对聂树斌案进行提审、再审。
接到通知书后，聂树斌的母亲、72岁的张焕枝老泪纵横，觉得“这些年没有白努力”。
她对王书金的感情更为复杂。
“我恨，如果他没有作案，警察就不会查到儿子聂树斌；我也感激，因为他敢于承认。”6月11日，提到王书金时，张焕枝说道。
新京报记者 张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