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因何背上“阴险”之名？ 源自于人事纠纷

　　“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在《忆刘半农君》中，鲁迅先生这样写道。

　　言外之意，胡适为人阴险，不可深交。

　　对此，不同人看法不同，钱鐘书的老师温源宁就曾评价胡适“两眼是那么大，光耀照人，毫无阴险气”。

　　那么，真实的胡适究竟如何，为何会被指为阴险？

　　武夫力扶桐城派

　　说胡适阴险，源自于人事纠纷。

　　胡适尚在海外时，因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暴得大名，一回国便被蔡元培拉入北京大学(以下简称北大)，引为左膀右臂。

　　此时北大有三种势力：一是严复任校长时培植的“桐城派”；二是何燏时任校长时力扶的“浙派”(即章太炎的浙江籍门生)，因多是留日生，又称“留日派”，后为对抗“英美派”，又拉留法生入伙，故又称“法日派”；三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潮派，皆为安徽人，又称皖派。蔡元培说“兼容并包”，即带有平衡各派之意。

　　当时前两派较成势力，皖派略弱，但通过《新青年》杂志，陈独秀先后将高一涵、李辛白、刘文典、高语罕、胡适等拉入北大，实力迅速增长。

　　在初期，浙派对皖派较优容，因皖派中也有很多留日生，彼此观念相近，且都在“桐城派”重压下，需相互扶持。

　　桐城派的背景是军阀徐树铮，此人好文墨，自封为“当代诸葛”。林纾(即林琴南)即属桐城派，他被排挤出北大后，曾写小说《荆生》、《妖梦》，编造出一个“伟丈夫”，将陈独秀、胡适等“妖孽”统统虐杀，这个“伟丈夫”即暗指徐树铮。可惜徐不久后便失了兵权，陈独秀调侃道：“林纾本来想藉重武力压倒新派的人，那晓得他的伟丈夫不替他做主。”

　　当时教育部长傅增湘也属桐城派，是蔡元培的后台，但他的下属、章门弟子鲁迅并不买账，讽他为“F部长”，还到处说他曾试图盗窃京师图书馆中的宋版书。

　　忍一时风平浪静

　　在浙派、新潮派的联手打压下，北洋军阀支持的桐城派迅速衰落。因为浙派掌控了媒体，邵飘萍(也是浙江人)主持的《京报》出力尤多，常将校园纷争转化为社会新闻，令当局投鼠忌器、极为难堪，到1919年，北洋政府已无法号令北大，留日派得以一言九鼎。

　　在汤尔和、沈尹默、马裕藻、马叙伦等浙籍人物包围下，蔡元培几成傀儡，严复说：“蔡孑民(即蔡元培)人格甚高，然于世事……偏喜新理，而不识其时之未至，则人虽良士，亦与汪精卫、李石曾、王儒堂、章枚叔诸公同归于神经病一流而已，于世事不但无补，且有害也。”留日派大权独揽后，开始排挤皖派，先从陈独秀动手。

　　陈独秀私德不检，浙派便通过小报炒作他行为变态、抓伤妓女，一时轰动全城，而蔡元培正醉心于“进德会”，此事让他颜面尽失，只好借口成立教务处，免去陈独秀的文科学长之职。

　　陈独秀当然知道是谁在背后捣鬼，离开北大后，一次路遇汤尔和，汤在日记中称：“途中遇仲甫(陈独秀字仲甫)，面色灰败，自北而南，以怒目视，亦可哂已。”

　　面对浙派攻势，胡适的地位一度动摇，他曾激烈回应，和傅斯年、罗家伦借口不受当局掌控，提议将北大迁到上海租界去，但被沈尹默等拒绝。

　　权衡利弊后，胡适转向“只以不瞅不睬处之，因为我是向来不屑同他们作敌对的”，他匆匆完成《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并请蔡元培作序，以奠定自己的学术地位，并适时提出“整理国故”。

　　“整理国故”一石二鸟

　　胡适曾反对“国故”，此时立场突然来了个大转弯。其实，最早提出“整理国故”的是章太炎，胡适接过这个口号，颇有深意：一方面，章门弟子多靠“国故”吃饭，如此可以抚慰他们；另一方面，可以打破章门弟子对“国故”的垄断。

　　浙派人物初期并未看出胡适的算盘，轰走陈独秀后，他们忘乎所以，不仅在北大大搞同乡会，还将章太炎的《国故论衡》列为北大入学考试参考书目。当胡适提出要整理出版《国故丛书》时，马裕藻、沈尹默、钱玄同均表赞同。不久后，胡适还被推举为《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的负责人。

　　1923年，胡适开列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约190种。但梁启超很快看出其中荒唐：没有一本史书，且《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全唐诗》等，卷帙浩繁，普通人怎么可能读完？

　　可见，胡适只是在利用“整理国故”，未必真心研究。胡适自己曾说：“我之所以整理国故者，只欲人人知所谓国故者‘亦不过如此而已’。”后来，他甚至说自己这是为了从“烂纸堆”里“捉妖”和“打鬼”。而所谓“妖”“鬼”，自然是说浙派诸公。

　　因倡导者内部之间出现分裂，新文化运动到后期已从新旧之争转成派系之争，而胡适却能游刃有余，不仅没被浙派踢出局，反而利用蔡元培的信任，先后将徐志摩、陈源、陈衡哲等英美留学生拉入北大，英美派渐渐成势。

　　卷土重来压倒浙派

　　1930年，蒋梦麟重回北大任校长。蒋梦麟是江苏人，蔡元培先生任校长时常不到校，一切让蒋负责，蒋因而被归入浙派，此番卷土重来，却面貌一改，专与胡适结盟。

　　此前胡适作为“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中国访问团成员赴英，游历英法美日，回国后一度在美国退还庚款组成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中任职，蒋梦麟回北大前，胡适帮他说服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每年赠予北大20万元，连赠5年。胡适亦得以回北大任文学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

　　有了这个基础，胡适终于可以放开手脚。

　　以往浙派把持北大校政，多通过评议会，胡适借口国民党刚颁布的《大学组织法》，废掉评议会，改为校务会议。

　　评议会是教授治校，代表由教授们选出，重大决策由代表投票决定，校长亦受其制约。

　　校务会议则是校长治校，因校长有任命院长、系主任之权，这些院长、系主任无需选举，都可参加校务会议，他们加起来已够半数选票，此外，校长还有权指定不超过总人数的20%的专家来参会。这意味着，只要校长愿意，任何决策都不难通过。

　　1930年，北大浙籍教授尚占三分之一，13人评议会中，7人属浙派，经此一改，到1934年时，沈尹默、沈兼士、徐炳昶、钱玄同、马衡、朱希祖等章门弟子均成了“名誉教授”，浙派只剩下马裕藻、周作人。当年曾对胡适颇为不敬的“温州派”的林损、许之衡也被解聘。

　　14年后报了仇

　　胡适这番改革有利于提升北大教学水准，但操作存有争议。

　　比如驱逐北大历史系主任朱希祖，朱是章太炎的弟子，当年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中曾说：“北京大学的同事里面，钱玄同和朱逖先(朱希祖字逖先)两位先生对于这书都曾给我许多帮助。”但朱希祖却认为胡适不懂佛学和宋明理学，此书肯定写不下去，后来果然被他说中。

　　“驱朱运动”是胡适高足傅斯年在幕后操纵，他鼓动学生给朱贴标语，污蔑朱挤走了陈翰笙，傅斯年后来对此并不避讳，且称“很得意”，最终傅斯年让留美派的陈受颐占了这个位置。

　　再比如林损，在北大任职多年，他脾气怪异，好饮酒骂人。1920年，胡适代理北大教务长时，学生孔家彰写信给胡适骂林损，朱希祖一时孟浪，把原信抹去姓名后交给林损，本是提醒之意，没想到林查出是孔家彰干的，认为胡适在暗中指使，坚决要将孔家彰留级。胡适当时刚到北大，立足未稳，只好隐忍，14年后终于报了一箭之仇。

　　有趣的是，曾夸赞胡适“毫无阴谋气”的温源宁，不久后也被胡适停了系主任之职。

　　几番动荡，曾慷慨激昂的各派均销声匿迹，反而是低调的胡适笑到最后，以往派系之争，总会留有余地，胡适却做得异常彻底，给人以手段高妙、机心深重之感。

　　学问偏浅留遗憾

　　人事纠纷之外，胡适在处理学术争议时，亦有瑕疵。

　　1927年后，胡适用功日少，更热心于发表政治见解，博取公众关注。在学术上常虚张声势，金岳霖曾讽刺他 “思想跟汽车一样……是后来居上，汽车越新的越好”。

　　胡适自称“细心搜求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再细心求实证”，但鲁迅一眼便看破其行藏：“往往恃孤本秘笈，为惊人之具。”说白了，胡适的“实证”，不过是反复自吹拥有“天地间唯一的孤本”而已，连文物贩子都知道他有此癖，故意做伪书来骗他。

　　1948年，中央研究院推选院士，在胡适提交的推荐名单中，竟然没有冯友兰、钱穆。

　　冯友兰因《中国哲学史》一炮而红，压倒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被日本人称为中国哲学史第一人，胡适反排在第二，胡适对此耿耿于怀，称冯“虽曾出国门，而实无所见”。

　　至于钱穆，曾与胡适同在北大历史系授课，内容相近，但听胡适课的学生始终少于钱，加上二人学术观点不同，因而遭忌。

　　可见，胡适也是记仇的。

　　胡适成名甚早，虽努力谦虚，仍偶尔流露出居高临下之态。郭沫若回忆第一次见胡适时，说“博士到得很迟，因为凡是名角登场总是在最后的……只是他那满面的春风好像使那满楼的电风扇都调转了一个方向。”

　　胡适也常提醒自己，可越想做完人，与真实性格落差就越大，越容易给人以虚伪之感。胡适一生做过许多好事，但生而为人，总有人性幽暗的一面，藏得过深，反被误会成“阴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