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有条件成为新时代的文学之都
西安市委常委、副市长吴义勤
他是鲁迅文学奖的获得者，也曾是全中国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任职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数年，从京城来到长安，转身而为西安市市委常委、副市长。吴义勤，从文学家到教育工作者、文化梳理者再至从政，种种身份的华丽转换在他的身上显得淡定而从容。亲和、稳重、酣畅又不失理性，一份浮华世界里难得的文化宁静，欲望世界里清醒的人文批判，以及知识分子执着的守望与期盼，体现在这个身载种种荣誉的文学家、老师、公仆身上。相信在未来，这个“身兼数职”的文化市长，必将为西安这座古城成为新时代的文学之都，注入丰沛的活力与生机。
记者：您31岁即破格晋升为教授，曾是全国最年轻的博导，后又担任山东省作协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现任职西安市副市长，这三个不同的身份的华丽转换对您来说有什么不同？文化人从政，是否是一种“彼岸的诱惑”？
吴义勤：其实三个身份之间也不存在所谓的“华丽转身”的问题。大学教授博导也好、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也好、挂职西安市副市长也好，所从事的工作虽然涉及领域、性质或有不同，但仍有着内在的联系。它们不仅都与文化有关，而且内在的要求都是一样的，不管哪一种工作都需要全身心的投入，都需要付出汗水与智慧。很多人都说我成名早，其实我只是赶上了一个积极向上的好时代。我1995年博士毕业的时候，正是中国高等教育飞速发展的时代，那时博士还不是很多，全国各大高校因学位点和学科建设的需要，对人才有着特殊的渴求，对人才的成长也有着各种鼓励和支持政策。正是在这种时代氛围下，我博士一毕业就作为特殊人才被引进到山东师范大学工作，副教授、教授都是破格晋升的。1998年被评为博士生导师时才32岁，是当时国内文科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我现在仍招收博士生，迄今为止我招收指导毕业的博士生已有近40人。在山东工作的15年，我付出了青春和汗水，也获得了很多，那种单纯而有激情的生活令人难忘。2002年我当选山东省作协副主席，在当时也是算比较年轻的。2005年我当选“山东省十大杰出青年”且获得了第一名，第二名就是当时的世界举重冠军刘春红。今天的人们可能很难想象，一个普通的大学教师能在那种社会性的投票中获得这种结果。
2009年我调中国现代文学馆工作，是当时的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金炳华同志和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全力邀请并促成的。中国现代文学馆是巴金先生倡导成立的国家级文学馆，也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专业文学博物馆。我很幸运被选中，我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而中国现代文学馆又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资料中心、研究中心、文学展览文学活动中心和对外文学交流中心，文学馆的工作不仅与我从事的专业毫无冲突而且有了更好、更便利的条件。
到西安挂职任常委、副市长是中组部统一安排的。我很感谢这次难得的学习和实践机会，感谢陕西省委组织部和西安市委对我工作的周到安排。我分管的是西安市的文化、旅游和文物方面的工作。这对我来说，也是非常愿意了解和从事的工作领域，与我的知识背景也非常契合。工作10个月了，前一段赵正永书记到西安调研时，问我工作感受，我跟他汇报了8个字：“收获很大，感慨很多”。
文化人与官员不是简单的对立。官员为什么就不是文化人？其实官员最应该是文化人，没有文化怎么能做一个好官员？工作岗位跟职业一样，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对我来说，三个岗位从事的都是与文化有关且具有某种互补性的工作，都需要我努力做出成绩、实现自己的价值、称职地为社会服务，把哪一份工作做好都不容易、都是一种考验，都需要不断学习，不断提高，都需要全身心的投入并把自己的知识、智慧和能力发挥到最大化。三个岗位都只是一种“工作”，给我带来的不是“为官”或“从政”的特别感觉，因而也就谈不上什么“诱惑”不“诱惑”了。
记者：您是江苏人，在山东任职作协副主席，又在北京工作过，浸淫于江南文化、齐鲁文化与京韵文化之中，如今您置身长安，请您扫描一下长安文化与前者的不同。
吴义勤：我出生在江苏南通，在扬州和苏州上学，后又到山东、北京、西安工作，应该说我有幸对江南文化、齐鲁文化、京都文化和长安文化四种文化形态都有了亲身体验的机会。每一种文化都博大精深，它不是符号，不是概念，也不是知识，它像血液一样融化在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它体现为人的思维、精神、生活态度、生活方式，有时甚至只是一种感觉和气息，如果不全身心浸身其中，你是无法感受一种文化的美妙与魅力的。按龙应台的说法，人怎么生活的就是文化。在我的感觉中，这四种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优秀代表，体现了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丰富性。江南文化有着清秀闲淡、田园牧歌的味道，重感性、重生活、重人情、重趣味；齐鲁文化深厚正统实用，更重秩序、重教化、重人伦、重礼节；北京文化广阔博大、沉稳庄严、雅致脱俗，中心感性强，尊艺术、讲对称；长安文化则大气磅礴、绵长深厚、豪迈刚健、开放包容，重规矩、讲品位、尚传统、亲自然、文风盛。当然，这些说法都是一种不准确的笼统的感受，文化的问题确实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
记者：您如何看待陕西文学的发展？您曾说过“西安有条件成为新时代的文学之都”，请具体谈谈这句话的含义以及将西安打造成新时代文学之都的具体措施。
吴义勤：陕西一直是文学大省和文学强省，周秦汉唐的文学传统无人可比。风中吹来的都是古代文人墨客的气息。而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而言，陕西的地位更是不可替代。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奠定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方向，被视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真正开端。而延安文学的实践更是被视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紧初成果。新中国成立以来，陕西文学大家辈出，成就显著，形成了自成一格的风格与优势，从柳青、王汶石到路遥、陈忠实、贾平凹，这个逶迤而来的令人称羡的优秀作家队伍为中国当代文学作出了重要贡献。陕西获得历届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的数量在全国各省区名列前茅。就目前来说，陕西文学更是迎来了不可多得的新的黄金发展机遇，文学生态环境极其健康宽松。赵正永书记被刘云山同志称为最热爱文学、最懂文学、最支持文学的省委书记。陕西省对文学的重视和支持不是空话、不是口号，而是落实到了文化战略规划的层面和具体的措施层面上。比如说，每年500万的青年文艺人才培养战略以及每年对于文学期刊的资金扶持都是大手笔的举措，这对促进陕西文学的长远、健康发展无疑意义深远。
“西安有条件成为新时代的文学之都”其实也是朋友间聊天时的一个有玩笑意味的说法。因为平凹先生写过一个长篇《废都》，我说西安应把“废都”变“文都”。后来，景俊海部长说，不要说“废都”，应该说把“古都变文都”。我说西安成为文学之都是建立在陕西文学整体发展的基础上的，是基于西安作为陕西省省会和文学传统的优势而作出的一个判断。陕西当今的知名作家几乎都住西安市，他们是陕西的，又是西安的。西安应该充分发挥这些作家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以作家集团优势营造浓厚的文学氛围，接续汉唐文学的辉煌传统，把西安打造为陕西乃至整个西北地区的作家活动中心、创作中心、研究中心。为此，西安要做的工作：一是要有文学体制、机制的创新。要形成文学人才进得来、留得住的灵活机制；二是要有文学发展的清晰规划，要在培养青年作家、加强文学批评、改善文学生态、建设文学阵地等方面制定切实可行的长期性政策措施；三是要有机制化、常态化的文学活动设计，既要走出去，又要请进来，要以丰富多彩的文学活动把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文学目光真正吸引到西安来。
记者：陕西正在努力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作为一个文化学者，您怎样看待西安这座城？作为西安市副市长，您又是如何评价西安丝绸之路起点这个特殊身份的？
吴义勤：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具有十分突出的战略意义，这对陕西和西安来说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重大发展机遇。丝绸之路经济带名为“经济带”但核心却是“文化带”，没有文化的吸引、没有文化的魅力、没有文化的支撑，古丝绸之路不可能取得那么大的成功。今天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仍然需要文化先行、文化引导，只要文化相通了、人心相通了，丝绸之路经济带才有了坚实、长远、牢固的基础。因此，西安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首先要做的就是对古丝绸之路文化传统的挖掘、研究与总结，是对古丝绸之路所蕴含的人文价值的发现与提炼，是对古丝绸之路散落的文明符号与文明碎片的珍视、保护与传承。从这个意义上说，“长安——天山廊道”丝绸之路路网申遗的成功以及西安5处文化遗产点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堪称是我们今天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过程中的一项重要成果。在今天，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安有独特的优势，也需要在建设丝绸之路新起点的战略定位下，立行立做，率先而为。除了在文化上发力之外，西安还应做的就是切实以旅游业为抓手，着力打造丝绸之路旅游文化中心。旅游业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最好的支撑点和平台之一，通过加强丝绸之路经济带城市间旅游合作，可极大地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水平。
记者：作为主管文化、旅游的副市长，请您谈谈文化对于城市发展的重要性。西安悠久的文化历史如何传承？曾经的西北风、长安画派日渐式微，城市缺乏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歌剧院与小剧场，没有真正国际标准的艺术节、书画双年展落户，你如何看待这些问题？
吴义勤：文化是城市的血液，也是城市的立身之本。没有文化的城市，建得再漂亮，也只能像暴发户和土豪，或千篇一律，或充斥夸张、怪异的艳俗之气。西安是一座文化味道很浓的城市，正是周秦汉唐以来那些优秀的文化积淀赋予了西安特殊的魅力。但文化历史的传承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号、理念和姿态上，而应切实融入城市生活、生产、建设的方方面面。文化不是死的符号，它应该活起来，应该成为有生命力的、可视可感的美与风景。一方面，我们要培养对全社会对历史文化的敬畏之心和神圣之感；另一方面，又不能把对文化传承的理解绝对化、机械化，而应有开放、创新的观念、意识与方法。所谓传承绝不是原封不动、一成不变，而是要把我们后代的智慧、才智和创造性融进其中。
与悠久辉煌的历史文化相比，当代西安的文化生活确实要相对逊色一些。这很好理解。传统的光环，有的时候恰恰就是现实的重负。因为祖上什么都有，就失去了现实奋斗的热情与动力。同时，当代文化的发展也与经济发展的水平相适应，西安的音乐、美术、书法电影等等，包括长安画派、黄土画派，虽然有日渐式微之势，但其鲜明的风格和特点还是在中国当代艺术版图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只要高度重视，改革体制，加大投入，再现辉煌也是完全有可能的。至于歌剧院、小剧场、电影节、艺术节、书画双年展，等等，据我所知，有关方面都在规划建设之中。我看到，陕西省和西安市在文化建设方面其实是有很多创新的、大手笔的理念和举措的。刚刚成功举办的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可以说就为西安当代文化建设添上了亮丽的一笔，只要坚持下去并真正成为一种文化传统，我相信必会成为西安当代文化新的风景线。
记者：西安有着积累千余年的地下雕塑，如秦始皇兵马俑等，然而地上雕塑十分稀缺，您如何改变这种“地下的比地上的丰富”现象？
吴义勤：西安城市雕塑稀缺的问题，应该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正因为“地下太丰富”，西安城市建设过程中就没有对“地上”建设的紧迫感，甚至还有某种顾虑与恐惧，一是害怕地上的雕塑品质破坏了城市的文化形象，毕竟“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如果质量不高，还不如没有。一是对城市雕塑的必要性缺乏清醒的认识，也没有相应的规划。我想，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既要解放思想，又要理念创新。比如，西安城墙和南门改造工程，以及开远门丝绸之路群雕，我觉得都是很好的尝试，为今天城市文化建设贡献了成功的典范。在这个问题上，西安要解决的就是守成与创新的关系问题，地下的要“守”，地上我们则要“创新”，我们要在地上展示我们这代人的智慧、才华与创造力，文明是一代代人的创造积淀而成的，今天的创造也将是未来的文化遗产，如果一代代人所做的仅仅只是守着原始人的遗产，那人类的文明就不会进步。
记者：您发表过200多篇文章著作并多次获奖，网上有篇报道——《西安新任副市长吴义勤曾获“鲁迅文学奖”》，网友们似乎对市长获奖表示惊讶，您怎么理解这个现象？有人质疑鲁奖是“教练员抢了运动员的饭碗”，您怎么看待这一观点？
吴义勤：我获鲁迅文学奖是在2004年，已经是10年前的事了。当时，我的一篇3万字的论文获得了鲁迅文学奖理论评论奖的第一名。我到西安挂职后，网络上对所谓“市长获鲁奖”的炒作与惊奇，实际上是新、旧两个新闻的嫁接。本质上，这反映的是社会上、媒体上的两个不信任：一是对当今中国社会官员的不信任；一是对鲁迅文学奖的不信任。这两个不信任都有复杂的社会心理基础。正如网友提出的所谓鲁奖是“教练员抢了运动员的饭碗”一样，这其中争议的核心也是出于误解和猜测。许多人认为中国作协的作家、评论家是鲁迅文学奖的评委，他们得奖就是“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那一届评审的情况我是了解的，当时鲁迅文学奖根据体裁门类分了很多不同小组在不同的地方评奖，得奖的评论家也是评委，但他们分别是小说、散文、诗歌等门类的评委，并不是理论批评组的评委，更不是自己给自己评奖。人们不了解情况，就炒作开了。这种情况很多，比如再上一届茅盾文学奖评审。中国作协副主席高洪波去中央电视台接受了采访。很多网友，只看“高洪波”三个字，并不认识也不了解高洪波本人，就在网上把我们的高洪波与足球教练高洪波混为一谈，说“这个高洪波祸害完了中国足球又来祸害中国文学”。这类故事真的很多。我这样说，并不是要为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辩护，这两个奖确实还有不够完善的地方，中国作协也一直在不断改进着。但我敢说，从公平、公正、公开的程度来讲，我觉得国内还没有哪个奖比这两个奖做得更好，全体评委实名投票，每一轮都全部公开，大家想想，哪个奖做得到呢？
记者：您的学生评价您“周身携带着物华天宝的灵气”，请您进行一下自我描述。
吴义勤：我觉得学生对我的评价我是最喜欢的。我在大学做了15年的教授，培养了大批的学生。不是自夸，我确实比较受学生欢迎。我给本科生上课的时候，学校大教室里学生们都是要提前占位置的，非中文系的学生常常占了中文系学生的位置，导致中文系的学生没有座位。好几次，还发生了不同院系学生的“战争”。常常历史系、教育系、政治系甚至化学系的学生也都会报考我的研究生。我自己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典型的南方人，性格平和、随性、乐观、开朗、包容，还有一点幽默感。不善与人争执、争斗，不太较真，比较能理解他人。我不懂星座，但我知道我是双鱼座，朋友说双鱼座的男人是奇葩，我没觉得我有哪儿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