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中的法治思想

《资治通鉴》是北宋名臣司马光领导当时优秀史家，历十九年枯坐，贯通北宋以前史作，将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史事萃于一炉的旷世巨著。其“删削冗长，举撮机要”用约三百万字把这些历史作了一次提炼、总结，缩减篇幅，留下最精华的部分，以便以皇帝为首的帝国高级管理人员对它进行仔细阅读。

中国是个非常注重历史同时善于从历史中汲取经验的国家，单纯地记录历史不是《资治通鉴》的目的，寻求治理之道，总结兴衰规律，分析制度优劣，权衡政策利弊，探讨用人得失，这些才是《资治通鉴》的目的。一部被毛泽东读过十七遍，金庸读了几十年的书，其内涵和精髓,以及闪烁其中的法治精神对于当今社会依然具有启示作用。

近读《通鉴》，多有感触，然偃鼠饮河，不过满腹，面对这部煌煌巨作，不敢有什么新的见解，就几则内容，作以下解读：

1、《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三.唐纪九》唐太宗贞观五年（631）时有这样一个故事:

原文：河内人李好德得心疾，妄为妖言，诏按其事。大理丞张蕴古奏：“好德被疾有征，法不当坐。”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劾奏：“蕴古贯在相州，好德之兄厚德为其刺史，情在阿纵，按事不实。”上怒，命斩蕴古于市，既而悔之，因诏：“自今有死罪，虽令即决，仍三覆奏乃行刑。

这段文言的意思是：河内人李好德患精神疾病，乱说蛊惑人的话，皇上下令追查这件事。大理丞张蕴古奏报：“李好德生病有证明，依法不应当治罪。”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举报说：“张蕴古籍贯在相州，李好德的哥哥李厚德任相州刺史，（张蕴古）有徇私纵容的情形，侦查不实。”皇上发怒，下令将张蕴古在市中斩首，不久又后悔了，于是下诏说：“从今以后有死罪的，即使下令立即处决，仍然要三次复奏才能行刑。”

唐太宗凌厉的风格，使得在此事件之后六年里的案子都得到了较重的判刑，直至唐太宗贞观十一年（637）房玄龄等人受诏开始修定律令。

2、《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四.唐纪十》十一年

原文：自张蕴古之死，法官以出罪为戒；时有失入者，又不加罪。上尝问大理卿刘德威曰：“近日刑网稍密，何也？”对曰：“此在主上，不在群臣，人主好宽则宽，好急则急。律文：失入减三等，失出减五等。今失入无辜，失出更获大罪，是以吏各自免，竞就深文，非有教使之然，畏罪故耳。陛下傥一断以律，则此风立变矣。”上悦，从之。由是断狱平允。

白话：自从张蕴古被处死后，法官都以减罪释放为戒；当时误抓误判，又不加罪。太宗曾问大理寺卿刘德威：“近来判刑的较多较重，为什么？”刘德威答道：“这关键在于皇上，责任不在臣下，君主喜欢刑宽则宽，喜好刑严则严。法律规定：错判错抓的减官三等，错放的则减官五等。如今错判了人无事，错放了人却要获大罪，所以吏卒为了免责，竞相判重刑，不是有人教导的，而是畏惧得罪的缘故。陛下倘若一律以法律为依据，则严刑风气立刻改变。”太宗高兴，听从这个意见。从此法官断案大多公平允当。

这前后衔接的两个事件，第一个直接催生了死刑复奏制度实行，并推行下去，流变至今，其合理“内核”可为完善现代死刑执行程序提供有益借鉴。第二个则奠定了《唐律疏议》“宽简”、“平允”、“画一”的原则，为后世及当今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提供重要的借鉴意义。

以史为鉴，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讲话中谈到，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其中既包括升平之世社会发展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衰乱之世社会动荡的深刻教训。面对当前形势，其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中指出:“政法机关要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必须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公生明，廉生威。”要坚守职业良知、执法为民，教育引导广大干警自觉用职业道德约束自己，做到对群众深恶痛绝的事零容忍、对群众急需急盼的事零懈怠，树立惩恶扬善、执法如山的浩然正气。要信仰法治、坚守法治，做知法、懂法、守法、护法的执法者，站稳脚跟，挺直脊梁，只服从事实，只服从法律，铁面无私，秉公执法。”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法令行，则国治国兴；法令弛，则国乱国衰。这是贯穿人类社会几千年发展历史的一条基本规律。不管时代如何变化，依法治国都是最基本的治国方略。只有用法律约束自己的行为，法律才有可能得到平等执行，法治精神才能得以彰显，法治信仰才能得以塑造。

(作者：安塞县人民检察院 李华晟 编辑：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