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形贫困人口”的消费观
他们的朋友圈里晒的都是去各地的旅游照，住的至少也是四星级以上的酒店；用的一定是最新款手机，时不时吃顿大餐，穿的用的都是当季新款衣服化妆品。但从存款来看，他们却是零存款或者是“卡奴”。
这个被称为“隐形贫困人口”的群体，奉行着“喜欢就去买！没钱就去赚！青春那么短，磕碜给谁看？”的生活法则，在传统消费观念里，他们离经叛道；但在当下却勇于追逐自我。特别是带来的社会消费观念的转变，或比大家的想象来得快。
两代人的风光
老徐从城里回来后，大家发现他新换了行头，但是人却蔫了。春节时儿子徐永生开着一辆新车回家，可把老徐吓了一大跳。“我问他钱从哪里来的。他说只给了首付，然后按月还。”
儿子一年比一年风光，成了村里同龄人的励志对象，但老徐感觉心里没底。终于在上周，从山西老家赶到200公里外的西安市内，“看看儿子到底在干啥。”
徐永生三年前从武汉一所大学毕业，在西安一家广告公司找到工作后，一年四季都是西装革履，夹着公文包，家乡土话也变成了标准的普通话。
徐永生年底回老家，村里人一看都说他混好了。“可他没给家里办一分钱年货，临走时还大包小包地拿，要把家里搬空的样子。”老徐说。
不久，老徐想在家里盖房子，儿子徐永生不但没有资助，还一再动员父亲在城里买房。为此父子两个好长时间都不说话。“我对孩子说，你现在上班赚钱了，每月给家里拿上一二百元钱该不难吧？孩子当时没说话，哭了。”老徐的老伴就感觉，“孩子在城里，应该过得很艰难。”
但这并不妨碍徐永生生活的日新月异，春节时，他大包小包带回许多东西，散发给乡亲的烟卷都是二十多元一包的。下了出租车，径直走到正在街边打麻将的老徐身边，叫了一声爸，然后丢下1000元在桌面上。老徐头没抬，只嗯了一声，父子两人的恩怨就算解了。
儿子这一举动，让老徐整个春节里都忍不住偷着乐。外出走亲戚置办礼物，他只顾着往柜台上拎，然后板着脸等待儿子算账。“开始孩子还挺积极的，后来几天我就看着他往后缩，就知道其实没带多少钱。”母亲用女人敏锐的眼光观察到，“儿子装阔，就是讨他爸欢心，给家里长脸。”
对于父亲的突然造访，徐永生显然有些猝不及防，先安排父亲到戏院看戏，自己却跑到单位加班去了。傍晚时才带着父亲去吃“外国饭”。“我听说就那两大碗加上几个小菜，竟然要值100多元，一袋面粉的价钱呀，够我们老两口吃好几天了。好在儿子说是别人送的券，不然非把我心疼烂不可。”
徐永生就着馒头榨菜，整宿趴在电脑前做文案。老徐躺在简陋的租住处床铺上，一夜未眠。第二天他执意要回家。儿子徐永生没怎么阻拦，把一件旧羽绒服硬套在父亲身上，嘴里连说“外面冷”。老徐心里明白，“过时了，他穿不出去了，扔给了我。”他把身上的钱压在枕头下，只留着回家的车费，让儿子开车上班时，顺道送自己到长途汽车站。
“小资姐”的清苦生活
陈芳的进修学习上个月就到期了，但她下决心不再回陕南那所县医院了，留在西安和男朋友一起打拼发展。老同事从她的微信朋友圈看出来，“她在西安干得不错，买了房，也买了车，一步到达小资般的梦想生活。”但熟知内情的闺蜜却透露，“别看她外套挺时尚，内衣都是10元的地摊货，在家里吃米饭，只有一个土豆烧豆腐。”
陈芳和男朋友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男朋友在西安读硕士，陈芳在一家私立医院做实习医生。“工资每月3000多元，挺累的，也学不到东西。”在家人鼓动之下，她参加了老家县医院的招聘考试，结果被录取了。
像她这样的本科医学院毕业生，是县级医院的“宝贝”，也是最难留住的“不安定群体”。院方领导告诉记者：他们往往在县医院工作期间复习功课，或者考研，或者搞调动，一旦找到机会，拿到执业医师资格证，就可能马上辞职走人。
陈芳就是其中的一员。工作三年后，她拿到了执业医师资格证来到西安进修，男朋友也要开始读博士。
陈芳的进修学习非常紧张，她说一定要在业务上缩短自己和男友的距离。工作之外，她也从一点一滴开始改变自己，不断融入这个正步入现代化大都市的生活圈。
“刚开始来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好土，连微信支付都不习惯，晚上错过公交拦不到出租车，竟然不会叫网约车。”步入而立之年的陈芳开始每晚做面膜，练瑜伽，减肥更是必修课。
在准备考研的同时，她考取了驾照。“现在的小姑娘很厉害，我不能让她们把我的男朋友抢走了。”不断涌入脑海的危机感，让陈芳不得不走在时代的前列。
“能赚才敢花”是绝大多数人的生活观念，陈芳和男朋友及大多数都市年轻一族一样，靠自己的奋斗改变命运和提升生活质量。“我们深知挣钱辛苦和不易，所以懂得花钱的谨慎与克制。”
这一对年轻人两年前在西安北郊一座楼盘交了购房的首付，而10万元的购车首付款，其实是陈芳父母资助的。“现在每月要还1万元的房贷车贷。日子过得挺紧的，但是不后悔。”坐在记者面前的陈芳和男友一直紧握着对方的手掌，两人对视了一下，笑着解释称，“我们就是时下网上备受关注的“隐性贫困人口”。房车都是生活必需品，我们只是消费理念前卫罢了。”
他们过得并不轻松
在西安一家文化公司就职的覃女士向记者算了一笔日常开销：早餐7元，午餐18元，晚餐做饭花费15元。周末和朋友出去吃饭、看电影，一天200元还算节俭的。日常的水果、零食算300元，每月仅此开销最少2000元。每天交通花费不超过10元，大部分时间还是会选择公交、地铁，偶尔在如周末或者赶上下雨、下雪，加班很晚的情况下还会打车。
健身、练瑜伽在同事圈内很流行，卡年费12000元，私教课每月4800元，但是很难坚持下来。上班了都是买好的衣服，平时也从淘宝上购买一些韩版的。平时非常注重仪容仪表发型，总之一定要给人的感觉是干干净净的。
“在家里怎么都能凑合，半把挂面、一份凉皮；5角钱的馒头配5角钱的辣条就是一顿，但和朋友在一起，就要找个体面的店面，有菜又有汤。不然，会被圈子淘汰的。”
数据显示，“隐形贫困人口”大部分人月入万元左右，在护肤、穿衣、饮食等场面上的消费上，毫不吝啬。他们多生活在比较发达的一二线城市。这些城市的生活特征不外乎“生活成本高”“融入成本高”“收入差距大”。自身致贫的原因有很多，比如非理性消费、收入较低、缺乏理财意识。
在大多数人眼里，“隐形贫困人口”过着很“作”的两面人的生活。但在覃女士此类隐形贫困群体看来，显性奢侈，其实是融入城市的一种方式，穿上消费文化这件城市生活的羽衣，一定程度上是在求一种安全感；一两件奢侈品可以成为品位的必要彰显；每场不落的电影是社交的有效谈资；与小姐妹一同订健身餐能保证观念不落伍。
留心观察那些隐形贫困者就会发现，他们大部分都是单身，还生活在“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阶段，没有任何家庭负重，所以敢不计后果地消费，生活得更恣意。
负责的消费态度值得尊重
当“隐形贫困人口”作为2018年网红词进入舆论视野，很多年轻人都叫嚷着“扎心了”。在微博上，朋友圈里，有很多年轻人都举手表示：我们是一群新时代的“新穷人”。
“隐形贫困人口的生活方式当然不会成为主流，也不该成为主流。这样的生活方式可以被理解，但不必去推崇。”时评员朱昌俊表示：正当消费是每个人的权利，多元化的消费观念、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正常社会的应有形态，不该承受不必要的道德压力。都在说“贫穷限制了想象力”，那么，不想被贫穷限制想象力和行动力，至少不应该被苛责。更何况，“隐形贫困人口”并不能与享乐主义画等号，它在一定程度上对应着社会的活力。理解“隐形贫困人口”，并非说是要提倡不加节制的非理性消费，而是要洞悉这一群体行为产生背后的社会因素。否则，仅有道德审视式的批评，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朱昌俊认为，消费文化是城市生活的大头，商业之水无孔不入。富起来的中国，从没有拒绝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也要承认，过度的商业化确实在制造“肾可以不要，iPhone必须买下”的消费错觉。生活终究是自己的，来不得“假装”，认真并能够负责的生活，就该被尊重。
人民日报时评员提请公众注意：与这些有着强大消费能力的人群比起来，那些在都市中真正“花不起钱”“不敢花钱”的人群，才更像真正的“隐形贫困人口”。物质社会循循善诱地挤眉弄眼，要求刷新生活模式、体验新的消费，但消费能力的真实局限，却让他们既要接受物质的相对匮乏，更承受着体面和尊严的丧失感。或许，他们更应该成为我们关注的对象。本报记者孙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