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文化在中华文化和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

　　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的29年来，学术界在探讨中国文明起源和传统文化渊源中，对具有典型民族代表性的古史传说人物予以了特别关注。以马克思唯物主义史学观对以“三皇”、“五帝”为主要代表的传说人物，进行了多方位、多层次、多角度地探讨和研究，取得了阶段性的丰硕成果。从总体上说，黄帝及其文化的研究已从分散的、个人的研究走上了有组织、有计划、政府主导作者群的道路;由对黄帝是神、还是人，有其人否?以及其生地、迁徙地、葬地、年龄、家世等具体问题，或偏重于地方性的研究等，走上了整体和综合性研究的道路。从而将黄帝与中华民族、黄帝文化与中华文化、黄帝时代文明与中国文明的形成结合了起来，把黄帝和黄帝文化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阶段。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同志在1991年5月10日的讲话中指出：“中华炎黄文化也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影响深远，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份极其丰厚、极其珍贵的遗产。” 全国人大周谷城副委员长在1991年的讲话中也说：“炎黄二帝是我们民族的象征。研究和弘扬炎黄文化，就是研究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是我们全国各民族人民共同的事，是十一亿人的事，也可以说是包括远在海外所有炎黄子孙共同的事。” 这就是我们研究炎帝、黄帝文化的重要意义。为此，我怀着崇敬祖先的赤子之心，对黄帝在中华文化史、文明史上的重要贡献和地位谈一些认识，以向前辈请教，并和同仁交流。

　　一、黄帝在创立部落联盟制度中的贡献

　　我国的原始社会史，又称史前史、氏族史或远古史，遥远而渺茫。口耳相传的神和人杂糅材料纷纭，说法不一;考古资料繁多，认识和说法也有分歧，研究难度相当大。具有中华原始社会史特色的神话传说人物“三皇”、“五帝”，是我们研究具体祖先史和文化史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研究中国文明史的一个重要课题。说其独特，是指我国与其它古国相比，没有“上帝”创造世界的神话，而是神话传说人“皇”、人“帝”创造的，这是“以人为本”朴素思想的反映。

　　1、文化和黄帝文化

　　关于“文化”，是20世纪西方和东方谈论的一个热门话题。据有关资料，目前世界上以拉丁文语言及其引伸的英、法、德语等的解释，多达200余种。我国古代的“文”，是文字，“化”，是指教化，以文德教化即为“文化”。从20世纪梁漱溟、胡适等研究“文化”之含义起，到今日的诸位学者所研究，“文化”的定义经历了“生活依靠的一切”(或人的生活方式)、人类创造的“物质、精神文化总和”、“物质、精神、制度文化总和”、“精神、物质、政治文化总和”等4个阶段。我们取“物质、精神、制度文化的总和”之定义。黄帝文化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者是指黄帝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狭义者，是指黄帝时代的文化。我们研究的是狭义的黄帝文化，文中所涉及到的“文明”术语，则是指马克思主义的“文明”，即阶级、财产私有、国家出现的文明。夏鼐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应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 。苏秉琦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应当有不同的模式。有原生型、次生型和续生型，最后才形成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统一国家 。近几年又有以“三皇五帝”构架中国文明起源之说。李学勤对文明起源与传说人物作了科学的结合：“我们对于炎黄二帝的传说也应该有新的理解。如不少学者在讨论炎黄文化时所说的，古史传说从伏羲、神农到黄帝，表现了中华文明萌芽发展和形成的过程。《史记》一书沿用《大戴礼记》所收《五帝德》的观点，以黄帝为《五帝本纪》之首，可以说是中华文明形成的一种标志。” 因此，称我国有一万年文明史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与古史传说时代的“三皇”、“五帝”时期基本一致。当然，还有与马克思主义“文明”含义不同的解释，称人类创造的物质、精神、政治(或制度)文明的总和就是“文明”。它与“文化”的定义相同。

　　2、多元一体中华民族格局的初步形成

　　我国历史以重庆巫山猿人为开端，有着200万年的悠久史。有了人类社会，也就有了文化，大约从距今20至30万年前由血缘家族进入母系氏族公社后，随着人的完全形成，生产力的逐步提高，原始宗教的出现，社会有了很大进步。约至1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开始，现代人在传说中出现了对祖先的崇拜，至公元前2070年前的约7000多年内，给我们留下了独具特色的“三皇五帝”传说人物。炎帝是“三皇”的末位，黄帝是“五帝”的首位，分别是农业、农牧业的部落首领，也是仰韶文化(6000—5000年前)、龙山文化(5000—前2070年)两个阶段的代表人物。新中国建立后，学术界多认为炎、黄氏族兴起于东方(今山东省)，向西方迁徙;部分学者认为炎、黄氏族兴起于狭义的中原(今河南省);部分学者认为炎、黄氏族兴起于西北黄土高原(今陕西、甘肃);亦有黄帝为北方氏族之说。改革开放后，在“百家争鸣”中日趋整合和统一，形成“中原”、“西北”两种主要观点。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说：“以炎帝为(首的)姜姓部落群大约在太行山东麓的河内(今河南省黄河以北)地区，以黄帝为首的姬姓部落群大约在嵩山(在今河南登封市)之外的外方地区，它们各自结成亲属部落联盟，继续向东发展。” 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先秦卷》说：“炎帝氏族部落衰落的时候，黄帝氏族部落强大起来”。“炎帝和黄帝同出于少典氏族。炎帝族所在姜水是渭水的一条支流，在今陕西宝鸡市境内。黄帝族所在的姬水是现今的哪一条河流尚无定论，但应距姜水不很远，因而可以推测，炎黄两个氏族部落发祥于我国西北黄土高原地区。” 石兴邦说：“我国史籍明文记载，炎黄二帝均崛起于宝鸡，炎帝以姜水成，黄帝以姬水成，宝鸡是二帝的故里，也是他们的发祥地。” 目前炎帝故里在宝鸡的认识基本一致;黄帝故里的争论激烈，以新郑(今属河南)的黄帝故里祭祀大典规模最大。三位史学家的学术观点各有侧重，从总体上看，炎黄部落兴起于西北黄土高原之说，比较符合历史实际。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云：“炎帝及黄帝的氏族居住陕西，也不知道经历几何年月。此后也不知道因为什么缘故一部分逐步东移。黄帝氏族东迁的路线大约偏北，他们大约顺北洛水南下，到今大荔、朝邑一带，东渡黄河，跟着中条及太行山边逐渐东北走” ;“炎帝氏族也由一部分向东迁移。他们的路途大约顺渭水东下，再顺黄河南岸向东。” 黄帝以涿鹿(今属河北)为都(中心聚落)，广布于黄河以北地区;炎帝榆罔(炎帝八代孙，又称参卢)东迁于陈(今河南淮阳)，再迁于鲁(今山东曲阜)。本来是炎帝之“臣”的东夷部落首领蚩尤，对炎帝部落占据鲁怨恨，发动驱逐战，炎帝败逃于涿鹿，向黄帝求援。炎帝族联合抵抗蚩尤军，擒杀蚩尤，余军部分归降，部分南走。之后，炎帝与黄帝又发生争夺“天下盟主”之战，炎帝战败，部分人归降黄帝，部分人随其南走(一说是黄帝封迁炎帝于江南)，黄帝被众“诸侯”(部落长)推举为“盟主”，称“黄帝”，渡过黄河，定都于“有熊之墟”(河南新郑市)。朝贺的“诸侯”，主要是黄帝、炎帝及东方的少昊部落首领，于是共同联合，取老祖母华胥氏之“首”字，加之地处“天下之中”，命名新的集团为“华夏部落联盟”。文献称其为“黄帝”，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称其为“部落联盟最高军事民主首长”。黄帝将未加入联盟的四周之氏族部落集团称为“夷族”，马列主义史学家初称河洛(指华夏)、海岱(指东夷)、江汉(指苗蛮)民族，后又分称为此三者加上北狄、西戎，共计称“五大民族集团”。这种按地域划分的五个集团，就是“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前身或基础，也是今日56个兄弟民族的初步格局。“炎黄子孙”的含义，一是古代有许多民族与姜姓炎帝、姬姓黄帝有着血缘关系;二是五大民族集团互相迁徙、通婚、融合，华夏族占有大江南北地域的大部分，文化进步，有婚姻与否的“四夷”多以自己是炎黄之裔为荣，恭奉炎黄为祖先;三是炎帝为以农业着称之中华民族初始阶段的代表，黄帝既是农业、畜牧业的代表，又是征战的英雄，两帝的功德最高;四是炎帝代表着“三皇”的文化或文明，黄帝代表着中华文化的聚合基础，标志着中国文明起源、发展、形成中的“形成”阶段。所以，炎黄是中华各民族的共同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