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文化精神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
早在两千多年前，黄帝文化已成为史学家认识和撰写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的序篇。此后，这一认识及其历史撰述得到广泛的认同和发展，不断谱写出伟大中华文明的新篇章。
一 黄帝文化——中华文明的源头
公元前二世纪末、一世纪初，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写出了一部不朽的中国通史——《史记》，从而极大地扩展了人们的历史视野，同时也奠定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深厚根基。
《史记》以《五帝本纪》开篇，而《五帝本纪》又以黄帝居其首。这对于太史公司马迁来说，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司马迁写历史有自己的宗旨，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那么，“通古今之变”这个“古”从哪里开始呢?这是司马迁首先碰到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史书撰写中“正其疆里，开其端首” 的大事。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写道：“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这一段话，明确地规定了《史记》的上限与下限。关于下限，自不待言;关于上限，司马迁为什么要从黄帝写起呢?他在《史记•五帝本纪》后论中对此作了认真的说明，司马迁这样写道：
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着为本纪书首。
所谓“本纪书首”，实际上就是《史记》的上限，也就是“通古今之变”这个“古”的起点。
在这段话中，司马迁关于“五帝”、黄帝，他分别讲到了“学者”、“百家”、荐绅先生、孔子所传、本人所访，以及《春秋》、《国语》和《五帝德》、《帝系姓》所记有关内容的关系;应当说，在当时的条件下，司马迁是作了全面的考察的，所以他得到“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的结论。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到这段话的重要。其一，它表明自春秋以来至西汉时期，人们对古史的追寻已超出了夏、商、周三代而颇重视关于黄帝的传说，从“学者”到“长老“对此都予以关注，反映出一种比较普遍的历史文化心理，这一事实给予司马迁以极大的影响。其二，司马迁毅然突破《尚书》的界限，把黄帝“着为本纪书首”，从而在中国史学上第一部通史巨著中确认了这种历史文化心理，以至于在中国史学发展上产生了深远的和巨大的影响，陶冶着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尽管清代以来有些学人出于求实的要求，对此提出疑问，并作了不少很有价值的考证工作，但《史记》问世后所产生的这个影响，却是真切的事实，对于这一事实及其所产生的影响无疑是应当予以承认的。
《史记•五帝本纪》认为：“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史记》记述了秦、汉统一皇朝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历史，于《匈奴列传》则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这是把黄帝、帝禹、匈奴联系起来了。《史记》对多民族国家历史面貌的反映以及司马迁在民族关系上的这种观念，对中国史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影响。这两种影响，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司马迁所谓“上记轩辕，下至于兹”，不仅在本纪中反映出来，在《史记》的表、书中也各有反映。《史记•三代世表》序说：
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记，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着。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
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于是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
《三代世表》包含五帝时代，故此表当从黄帝记起。上述两段话是反复说明“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而历代谱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是不可凭信的，故司马迁采取了比较稳妥的作法：“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文中，还表明了司马迁对孔子的“疑则传疑”的史学原则与方法的推崇。
司马迁的《史记•历书》序中说：
神农以前尚矣。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馀，于是有天地神祇物类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
司马迁没有对“五官”作说明，故后人多所推测，不得要领。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司马迁在《五帝本纪》后论中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在《三代世表》序中说：“五帝、三代之记，尚矣”，在《历书》序中又说“神农以前尚矣”等等，说法不一，处置方法也有所不同;但是，一个总的目的却始终贯穿其间，那就是“上记轩辕”。本纪，记大事;表，谱年爵;书，写制度;《史记》从这三个方面来反映“上记轩辕”，这是把关于黄帝的零星的传说纳入到比较广阔的和有序的历史视野之中，从而对后世的作为观念形态的黄帝文化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黄帝文化(包含史事、年爵、制度等)乃是伟大中华文明悠久历史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