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陵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

16.09.2015  17:27
 

赵世超

    今年年初,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视察时明确指出:“黄帝陵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一句话,言简意赅,准确概括出了黄陵祭祀的意义和实质。

  黄帝自古就是中华民族共同遵奉的人文始祖。他创立制度,发明械器,设置历法,其仁化广及,恩洽鸟兽。仙逝后,(死后)四海若丧考妣,无不悲痛。那时还没有纪念碑,甚至连文字也没有,各地人民遂起土为冢,或建成庙宇,祭醊哭泣,以寄托哀思。这便是黄帝陵庙和其它遗迹并不止一处的基本原因。到了秦汉,阴阳五行说大为流行,黄帝被托祀为中央之帝,太昊被托祀为东方之帝,炎帝被托祀为南方之帝,少昊被托祀为西方之帝,颛顼被托祀为北方之帝,于是才有人视中原新郑为黄帝之居,被皇甫谧以“或说”的形式载入《帝王世纪》,后又被梁人刘昭在注《续汉书·郡国志》时引用。众所周知,这套由阴阳家依照五行生克之理所铺排的五方帝并不是真历史,充其量可算做一种文化。如,少昊族的活动区域本在山东曲阜一带,但汉人把他配成了西方之帝,所以就称华山为少昊之墟。新郑被称为有熊氏黄帝之墟的缘由与此完全类似,带有极大的人为成份。现在,某先生把新郑为黄帝故里说得像板上钉钉一样的不可摇撼,而所依据的材料却又仅仅是普通史学工作者都懂得必须慎用的《帝王世纪》,未免有失大家风范。

  自汉至唐,国家统一日久,通过规范对先代帝王的祭祀制度来强化民族认同和政治认同就显得非常必要。唐代宗大历五年,鄜坊节度使臧希让上言:“坊州有轩辕黄帝陵阙,请置庙,四时享祭,列于祀典。”得到了代宗的批准,从此,隶属于坊州的陕西桥山黄陵便成了皇家致祭的对象,正式进入了朝廷的礼制系统。宋太祖承唐末及五代十国丧乱之余,一即位便频下诏书,为黄帝陵置守陵五户,命“春秋祠以太牢”,凡有“隳毁者”,皆“修葺之。”明朝建立,朱元璋更于洪武四年让礼部“定议”,将全国的“合祀帝王”减少到35位,并按一人一处的原则,明确上陵祭祀的地点,其中,黄帝的致祭场所被确定在当时的中部县,即今黄陵县。除此而外,他还特下诏旨,规定在每年仲春和仲秋的朔日,遣使致祭,每三年则由皇帝“出祭文、香帛,传制遣太常寺乐舞生赍往所在,命有司致祭。”为了保证规定得到不折不扣的落实,又要求陵置一碑,“刊祭期及致牲帛之数。”同时,为黄帝陵专置了五品护陵官。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经过唐代宗的创设、宋太祖的恢复和明太祖的整顿,对历代古帝王陵的祭祀已经相当规范。至于庙祭历代帝王,正如一些学者所说,也应始自于唐,由于是从方便皇帝出发、为避免祭陵旅途劳顿而设,故历代帝王庙必建于首都,绝对与新郑无关。皇家制度的严肃性和神圣性,也必然使在陕西桥山进行的祭黄活动带上唯一性和排他性。正因为如此,不仅洪武以后的永乐、宣德、景泰、天顺、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天启诸朝都屡屡遣使到中部县祭黄帝陵,而且清代也完全沿袭有明,毫无所改,唯规模更大,仪式更加隆重。中华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仍其旧。仁人志士及海外侨胞纷纷到此表达爱国之情,港澳台同胞纷纷到此寻根问祖,更表明制度行之既久,早已约定俗成。现在,总书记要求把黄帝陵看作“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正是对中华民族始终围绕一个中心的演进过程所做的明确肯定。这样做既体现了对历史的敬畏,也体现了对过往王朝理性政策的充分尊重,更顺乎潮流,合乎民心。当今世界的主题仍是和平与发展。要发展,要建設小康社会,最基本的前提就是统一和安定。统一必须有一个中心,绝不能多中心。所以,以黄帝陵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巩固和发展历史形成的伟大统一,进一步凝聚全国各族人民,这是大局;而所谓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从地区利益出发,为各自争名人,仅是小局。小局要服从大局。作为共产党员和专家学者,都应该自觉站在国家和民族的立场上,深刻领会总书记的指示,从“黄帝陵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的高度,来认识黄帝祭祀的意义,来开展黄帝文化研究。只有这样,黄帝陵祭典活动和相关学术研讨才能健康发展,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总书记要我们把黄帝陵看成“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不仅因为黄帝是公认的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是中国统一的象征,更因为黄帝是中华民族勤劳勇敢、不怕牺牲等伟大精神的代表,是中国人民智慧的化身。总书记说:“轩辕黄帝陵文化积淀十分深厚,对历史文化要注重发掘和利用,溯到源,找到根,寻到魂。找到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深入挖掘历史文化中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治国智慧,做到以文化人,以史资政。”历史学的功能有两个,一是求真,一是致用。总书记的指示正是对这两大功能的科学概括和具体化,对今后的研究具有十分明确的指导意义。中国的文献典籍有许多关于黄帝的记载,近年在考古工作中,有不少相当于黄帝时代的遗址被发掘清理出来,黄帝陵区现存碑刻120多方,历代赞颂、研究黄帝的文章更汗牛充栋,多不胜数,应该说,材料相当丰富。关键在于如何按照总书记的指示,去做“溯源”、“找根”、“寻魂”的工作,并进而从中总结出“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治国智慧”,达到“以文化人,以史资政”的目的。我认为,总书记的话,就是黄帝文化研究的总纲,只有遵循这个纲领,一步一步、扎扎实实地去做,全国的黄帝文化研究才会取得新进展,达到新水平,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做出新贡献。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原校长,中国史研究学会理事,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陕西省社科联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