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怎样解开民政信访死疙瘩

2005年，他因为盗窃罪被勃利县公安局刑拘，并被判处劳动教养两年。“一个妇女让我帮忙把一个旧水泵送去卖废铁，事后才知道是偷的！”张玉金如此解释自己的盗窃行为。两年的劳教让张玉金越想越不服气，他觉得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于是，张玉金走上了上访之路。

在长达六年的“告状”生涯中，张玉金多次到市、省、中央上访，然而调查结果是他反映的问题不属实。

已经六十多岁的张玉金疾病缠身。尽管他已经享受了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和烈士子女生活补助两项待遇，但考虑到他的实际困难，民政仍给予临时救助款9730元。

“信访”一词让很多民政干部挠头。有的多次访越级访，有的骂骂咧咧甚至大吵大闹，接访人员焦头烂额。在诸多民政事务中，信访最接地气也最棘手。信访成了热点和难点，令人纠结。

“作为民政厅党组书记、厅长，我直接抓的就是信访工作。各级民政信访工作也要坚持‘一把手’亲自抓，分管领导直接抓，业务职能部门具体抓，信访部门督办抓。”在黑龙江省民政厅厅长蔡炳华的心里，最需关注的就是这些上访户。

在全省民政信访再推进会上，他反复强调，这些人的事是“麻烦”，但不能当成“麻烦”，解决一个人的问题，会给一个家庭带来希望。

被政府部门举动打动的张玉金终于“服了”。在写给县民政局的感谢信中，他说道：“在以往的日子里，我曾经遇到过无数的困难和难解的生活问题，都是在县民政局各位同志的及时帮助下解决的，我真的非常感谢你们，从内心真心感谢。”

在黑龙江省，如张玉金般的信访案例不胜枚举，然而各级信访部门毫不松懈，为解决每名百姓的问题作出自己的努力。

张玉金是为个人的利益东奔西走，然而当一群“张玉金”站在信访部门门口时，往往代表一个群体的大变动。

“城镇救济标准每人每月72.6元，农村更少，只有33元，这样的救济标准，真是叫人揭不开锅了！”60年代精简下放职工数量巨大，在如今物价飞涨的时代，依靠这几十元钱的救济，实在捉襟见肘。

当一名又一名60年代精简下放职工登门上访的时候，民政部门意识到，时代在变化，政策也该跟着变一变了。很快黑龙江省下发了《关于提高60年代精简退职老职工生活救济费标准的通知》，在制度上明确了“60年代精简退职老职工生活救济标准，随城乡低保标准调整而调整”，从而解决了精简退职老职工生活救济问题。

在人人都懂点“大数据”的时代，每一名上访人员的诉求就是民政部门的“大数据”来源，聚沙成塔，集腋成裘。上访的声音大了，百姓的意见多了，“大数据”呈现的需求趋势便趋于明显，政策也因此而发生改变。

除了接访，信访处置这件事本身也在不断尝试着更“接地气”。民政对象的群体特征决定他们的信访渠道，民政工作主体服务对象的利益诉求也日趋多样化、复杂化，医疗、住房、子女就学等方面,都是困难群体反映的焦点问题。

通过法定途径分类处理信访投诉请求实施细则，实施6个多月,省市县三级民政部门积极跟进配套制度建设迎难而上，以求抓住依法治访的信访工作的命脉，找准破解难题的“通关密钥”。截至11月30日,

下半年来信来访量同比下降43%;进京访下降15%,进京集体访为零。信访事项查实率98%、办结率99%、群众满意率96%。

这种需求催生了黑龙江民政“互联网+信访”新型服务模式。网络的触角不断探向社区、乡镇，各县级民政信息网站纷纷公开信访电话、信访专用邮箱、开通信访微信平台和工作专栏。

通过网上回复办理等方式，帮助百姓解决更多的信访问题，让上访人足不出户就能把问题反映上来，并可以实时查询办理进度，实现由“堂前击鼓”到“网上传书”的变化，既畅通了信访渠道，也提升了信访工作效率。

信访问题千奇百怪，而民政部门的性质又决定了信访问题往往是影响一个人、甚至一个家庭的“要命”的大事，因此信访部门的工作人员既要熟悉民政各个部门的业务及政策，更要有耐心、有爱心、有责任心，为百姓解决问题。

《后备干部到基层或信访岗位锻炼实施意见》《以创先争优为动力加强信访干部队伍能力建设实施方案》，在黑龙江省民政厅机关率先执行，接着形成了选配优秀干部到基层或信访工作岗位实践锻炼的机制，通过信访熟悉民情，了解民愿。还将那些肯于吃苦奉献、乐于为民谋利的干部选派到信访岗位上，倾听民声，了解民意，在离百姓最近的地方，伸一把手，出一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