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修复师常年接触粉尘患鼻炎 4年修复50本

　　迎着光，脆弱的纸页透出斑驳的光影，似乎稍稍用劲就会碎了一地。按界定标准，中国古代书籍一般指1912年前具有中国古典装帧形式的书籍。古籍修复，如同一场人与时间的抗衡，让那些已经存在百年，甚至千年的古人智慧得以留存。

　　在广西博物馆，一共有三位专职的古籍修复师，他们分别是70后副研究馆员李爱玲，80后杨洪飞和90后杜宇，三个不同时代的修复师，也使得这门特殊的手艺在传承中延续着。

　　无可避免的职业病

　　走进广西博物馆古籍修复工作室，不算太大的空间里，流淌着安静专注的氛围。李爱玲刚刚从书库领回一本记录德保历史文化的民族古籍，看着残破不堪，卷曲发黑的书页，李爱玲忍不住皱了皱眉。

　　戴好口罩和手套，打开除尘设备，李爱玲开始进行修复的第一步：除尘。粉尘中含有大量的微生物，也是古籍保存难以避免的主要危害之一。说是机器除尘，其实主要还是手工操作，只见李爱玲手握设备前端的小毛刷，一边小心翻书页，一边用毛刷轻拂每一面。

　　自称较“懒”的杨洪飞更习惯用排刷除尘，但如果没有及时洗手消毒，就会导致双手因过敏发痒，甚至起泡，杨洪飞就曾多次中招。常年处于粉尘的环境之中，也让他们患上了共同的职业病——鼻炎。

　　时刻保持良好心境

　　古籍修复技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除了向老师傅们学习取经，想要成为一名专业的古籍修复师，还得经过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培训。李爱玲和杨洪飞的入行时间都是2010年，而且属于“半路出家”。

　　李爱玲原本在博物馆的其他岗位工作，杨洪飞的大学专业则是模具设计。“我妈妈退休前主要负责书画修复，接触多了我也产生了好奇心和挑战欲。”杨洪飞笑着说道，当一本古籍经过他的双手重获新生时，特别有成就感。

　　作为一名古籍修复师，更重要的是“静得下心，耐得住寂寞”。对于这句看似简单的话，今年25岁的杜宇已深有体会。杜宇在南京读书时主攻的就是古籍修复专业，她即将完成一本古籍的修复工作。

　　穿线装订之前，她翻开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仔细核对之前手写的修复方案。自工作之日起，杜宇一直使用这本笔记本做记录，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录着修复的过程，翻开笔记如同情景再现。而今四年时间过去了，笔记本还剩下三分之二的空白，因为杜宇总共修复的古籍不足50本。

　　挑战耐性和专注力

　　若要细述修复过程中的十余道工序和难度，绝非简单的文字能够表达。李爱玲曾修复过一本清代的《中兴将帅别传》，由于保管不善以及经历过洪水浸泡，整册书黏结如砖块，纸张糜烂老化，变色严重。通过不断完善修复方案，有针对性地解决修复中出现的问题，李爱玲耗时数月才将这本书基本恢复原貌。

　　在各项环节之中，又以补书最考验指尖的触感以及耐心和细心。杨洪飞正在修补一张因虫蛀千疮百孔的书页。虫蛀是古籍书库中最常见的一种虫害，也增加了修复的难度，比如一本80页的线装古籍，如果被蛀穿了一个洞，就要修160个洞，若是被蛀20个洞，就得修补3200个洞。

　　杨洪飞先用毛笔尖轻点特制的浆糊，小心翼翼地刷在破损处，并将专门的补纸贴在上面，抚平后再撕去多余的部分。经过修补，一张书页上的补纸可达100多处，大部分补纸仅有几毫米，目的就是尽可能保持书籍原貌。

　　修复工作周而复始

　　修旧如旧，是对古籍修复师的最高要求。为了达到这一标准，整个修复过程不能使用含有任何工业元素的胶水和纸张等，这不仅仅是对技术的考验，还需要修复师在经年累月的工作中不断摸索和研究。

　　“我们所使用的浆糊都是自己做的，因为浆糊是整个修复工艺中一项关键性的材料，浆糊的优劣影响着古籍修复的质量。”李爱玲说，制作浆糊时首先要经过“面粉去筋”技术处理，去除面筋后的面粉极大减少了发酵、生霉、蛀虫的机会。

　　此外，修复师还需根据待修古籍的具体情况，在浆糊中加入花椒水、黄柏水等天然药物。用于修复破损古籍的纸张同样需要经过预处理，利用天然的植物染料进行染色加工，以尽量接近原书的颜色和质地。

　　修复一本古籍就如同一次与古人的对话。目前，广西博物馆馆藏的古籍超过一万册，大部分亟待修复，而那些已经修复过的书籍或许在几十年后，又会重新交到新一代的修复师手中。光阴交叠，这场与时间的赛跑将永不停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