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谈2014年：纪委见小号车就直接掀后备箱

　　纪委见小号车就直接掀后备箱

　　刚刚过去的春节，对于刘伟(化名)来说有些惨淡，往年要发的奖金不辞而别，作为福利一部分的米面粮油也都没有出现在办公室中。

　　刘伟在辽宁省营口市某机关做了近10年公务员。在多重禁令之下，公务员生态发生着巨大变化，他越发感到公务员难干了。

　　公车几乎无人敢动、开着私车去办公事、餐费报销必须附带调研通知，多少让刘伟有些不太适应。刘伟说，在一些情况下，为了自己的前途，不得不搭进自己的钱来维护半公半私的关系。

　　在刘伟眼中，公务员这种新的生态环境变化还将持续下去。

　　节前说好的馒头

　　都没有了

　　初七，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楼道中，刘伟与熟识的同事拜年。第一天的工作并不算忙，工作节奏仍旧未从春节的假期中完全恢复。“每年这个时候都得调整调整，过年特别疲乏。”

　　刚过而立之年，刘伟混得不赖，已是他所在机关行政部门的副主任，成了一名副科级的干部。“离开了业务部门，行政方面琐碎的事儿就很多，文件、会议、活动的协调都少不了我们。”

　　今年春节前，年轻同事间开始讨论着年底单位是否会发一些福利，也有人偷偷向刘伟打听着，他每次都是轻描淡写地回复着“该买什么就自己买吧”。

　　往年节前，都会根据每人年终完成目标任务情况发第13个月工资作为年终奖，而今年的年终奖还是不辞而别了。“以前遇到个年节，都能发点福利，但是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中秋节连个月饼渣儿都没看到。”

　　在往年春节前，办公室中总是十分热闹，取节前的福利让办公室中充满了欢声笑语，“一会通知去领大米，过会又通知去领豆油，也会有购物卡，过年时都给老人送过去，这些几乎就不用再买了。”

　　今年春节前，刘伟和妻子去超市，按照往年发的福利清单，买了米面粮油送到了父母家，“老人还是有这样的情结，觉着公务员的福利就是应该好，要不干吗要干公务员，就去私人企业了。但是现在的情况恰恰相反，公务员真的没有什么福利了。”

　　刘伟听说，春节前单位会给每人发一些馒头，发馒头的事情也几乎征得了领导的同意。但是直到腊月二十九，馒头仍旧没有出现在刘伟的办公桌上，刘伟明白说好的馒头也成了泡影。“在其他委办局的朋友说，有的单位发了馒头，也就是一个象征吧，再别的就都不敢发了。发馒头，有的是因为单位领导快退休了。”

　　车改对基层干部

　　有一定补偿

　　刘伟所在的城市不大，从家到单位的距离不到4公里。

　　在业务科室，每到有检查或外出任务时，刘伟都会去车队约车，“给车队的人扔两盒烟，司机也就跟着去了。”

　　调到行政部门后，刘伟几乎没有外出检查项目的机会，更多的是在不同单位间协调工作，在城区中转来转去。“就好像去别的单位去取文件，没法约车队的车，就开着自己的车去。工作日，我的车很多时间是在办公事。”

　　在这一年中，刘伟与许多同事一样，几乎没有用过公车，不论是公事还是私事。“车队的人都愿意伺候领导，而我们用车的话还不够跟他们说好话的呢，索性就不用了。”

　　不用公车的另一个原因则是避免找麻烦。在当地许多政府机关的车牌号都是“00×××”，被当地人称为小号车，而这些小号车则成为了纪检部门重点检查的对象。“尤其是到了年节的时候，纪委的人在街上遇到了小号的车就会拦下来，直接打开后备箱看看里面有没有东西，有没有人送礼了。”

　　有时候去省城开会，刘伟也不敢开公车参会，有时会开着自己的私家车往返，对于公车私用的检查在省城同样严格。“虽然是开会，只要开着外地牌子的车，就有纪检部门的人在检查。在开会之余有可能见个朋友，或者买点东西带回家，一旦开公车被抓到，就说不清楚了，因为很可能会被认定为公车私用。”

　　刘伟说，对于车改或许仍旧是领导会得到更多实惠，单位中公车本就不多，几乎都是领导在用。改革之后，公车仍旧会让领导长期使用，使用公车后，补助还可能成为领导的一个隐性收入。不过，“车改对于我们现在开私家车办公事的人来说，多多少少能得到一些补偿。”

　　为了前途

　　自掏腰包请吃饭

　　一张会议通知送到了刘伟的办公桌上，写明“上午9点区政府会议，午餐自行解决，无车。”这样无车接送也无午餐提供的会议在过去一年渐渐多了起来，跟过去完全不一样，“像这种参加会议的午饭问题，都是我们自己花钱出去吃，没有办法报销的。”

　　作为行政部门，同事在晚上加班时，刘伟就会为同事订加班餐，不同的是，酸奶和水果都不会在加班餐中出现。“这些加班餐的发票现在都不能报销，所有的餐费发票几乎都没有办法报销。就算我拿着去找办公室主任，他也不敢给签字。”

　　刘伟的手中攒了一摞加班餐的发票，他的领导都承诺找机会用其他的经费给他报销。“都给做了登记，但是具体什么时候报，怎么报都不知道。”

　　在众多餐费中，唯一能够报销的餐费必须要贴着调研通知单，证明餐费是由调研等产生的工作餐费用，这样才能顺利通过报销的审核。

　　“以前，有上级单位或是兄弟单位调研，晚上都会去当地吃一点小吃，这样的费用都能报销的。既为了工作应酬，也能加深一点私人的感情。”刘伟说，而这一年多中，调研中的应酬减少了，但是一些于公于私的应酬仍旧存在。“照旧吃点小吃聊聊天，但这样的应酬已经无法报销了，只能我们自己掏腰包。”

　　在刘伟眼中，这样的应酬于公是为了积极促成某些项目，以求自己的工作没有白费。“于私是想保持一种算不上朋友的私人关系，说得直白一点，就是为了自己的前途，不得不搭进自己的钱来维护这种半公半私的关系。”刘伟说，四五百元以上的公务消费都要用转账支票，不能用现金，现在现金支出少了很多。需要财政局下支付令，消费都可以通过查询而追到。“福利没有了，工作还是要干，外出工作自己要解决交通和吃饭问题。这一年多，我们都已经适应了这样的节奏。”

　　现在一年

　　攒不下一万块钱

　　刘伟在成为副科级后，工资从此前的2400元涨到了2700元，这样的工资在他的同龄人中并不算多。“这些钱是扣除公积金之后到手里的钱，跟一些在企业的人相比，我们这些钱确实很少，再养孩子养家养房子，就有些捉襟见肘。”

　　9年多前，在同学都在找工作时，刘伟一直在复习准备考公务员。社会地位高，福利待遇好，工作稳定，节奏不快，工作舒适，还有晋升机会……刘伟也对成为公务员充满期待，紧张复习后他通过了笔试、面试成为一名公务员。“以前公务员都愿意干，是因为工作体面且收入稳定，养老、分房、吃饭、用车等方面还能得到一些方便，但是现在只剩下纯收入了。已经被别的行业远远甩出几条街了。”

　　超市中，经常有纪检部门的人，寻找谁在用购物卡消费，发现后便会凑上前去闲聊打听。“去年就这么发现了一个人收了别人送的购物卡，因为他妈妈在消费的时候被纪检的人看到了。”在刘伟看来，对于腐败应该严惩，而对于应该有的福利，在不超标准下还应有所发放。

　　“现在的公务员岗位就好像围城，没进来的还是想进来，所以考公务员人数并没有真正减少，但是围城内的开始想出去了。”刘伟与妻子每月收入总共5000元左右，交了托儿费、生活费、房贷、油费等后，他们的收入所剩无几，“以前有点福利，怎么说也能攒点钱，现在一年能攒一万块钱就不错了。”

　　刘伟也常能听到同事在私下里的抱怨，但是都在这个岗位干了十来年，甚至更长时间，他们早已失去了年龄优势，“到企业人家也不会要我，那种工作强度和节奏可能也接受不了。”

　　“公务员有点像温水中的青蛙，被短暂的安逸消磨了奋斗的勇气，很多人就成为机关里那些碌碌无为人中的一个。”虽然想过变动工作，但是刘伟仍旧没有离开，他已经失去了变动的勇气。(本报记者 赵喜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