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玉凯:“全面深化改革”是中国的“二次改革”

11.03.2015  09:54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资料图

  中国青年网北京3月9日电(记者 李正穹)2015,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

  两会期间,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接受中国青年网记者专访,就“四个全面”中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进行详细解读。

  在采访中,汪玉凯提出,1978年改革开放到十八大召开前的三十多年里,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速达到9.8%,“创造了奇迹”;如果说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是“一次改革”,那么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全面深化改革可以称之为“二次改革”。

  “‘二次改革’的最大特点就是改革进入深水区,改革要啃硬骨头,要涉险滩。在距离十八大提出的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仅有五年的情况下,‘四个全面’的提出不仅为‘第一个一百年’目标(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现提供了支持,也将对‘第二个一百年’目标(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实现发挥作用。”汪玉凯表示。

  四个“难以为继”决定“二次改革”必须进行

  “1978年改革开放起步那年,中国人均GDP还不到非洲最穷国家的1/3。36年后的2014年,中国人均GDP达到7485美元,已经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距离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已经不远。这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历史性巨变。”汪玉凯告诉记者,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走完了发达国家一百多年的进程,其发展速度、成就都是举世瞩目的,“但是,改革带来的负面问题也有很多,其中包括资源环境的破坏、贫富差距、污染问题等等。

  汪玉凯表示,从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大背景来看,“四个全面”的提出呼应了四个“难以为继”,具体来说就是:其一,低成本出口战略,以金融危机爆发为标志,难以为继;其二,低端产业主导经济结构难以为继;其三,资源和环境的传统使用方式难以为继;其四,社会分配不公引发的社会问题使社会稳定的大局难以为继。

  “这四个‘难以为继’,表明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已经走到尽头,由此也可以看出我们面临经济风险、政治风险、社会风险和信任风险。”汪玉凯以“经济风险”为例指出,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由数量型、规模型要向质量型转变”、“由学习型、模仿型向超越型转变”和“由引进式向对外扩张型转变”三个关键拐点,下行的压力越来越大,《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也将中国2015年GDP增长目标定为7%左右,“从这些角度来说,中国的改革必须‘改弦易帜’,进行‘二次改革’。

  “二次改革”目标直指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从使命上谈,中国在‘二次改革’中的目标很清楚,就是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动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一目标充分说明本届领导人所具有的现代国家治理意识。”汪玉凯表示,这一目标的实现具体包括五块体系和五种能力的现代化,“五块体系分别是法治体系、国家制度体系、国家组织体系、国家政策体系以及价值体系的现代化;五种能力则是指决策能力、执行能力、驾驭市场经济能力、应对危机能力和行政能力。

  汪玉凯认为,“四个全面”的提出表明,党和国家领导人决心通过“二次改革”打造现代化国家和现代化政府,进而先后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建成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而“一次改革”与“二次改革”的最大区别,也就在于前者以经济体制改革为轴,后者除了注重经济体制改革,也要注重政治体制改革。

  “从二次改革的内容来看,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六个方面。尽管在整体布局上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但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是实现不了的。”汪玉凯表示,在经济体制改革中,要通过金融体制、财税体制、投资分配体制、新型城镇化等重大改革,避免中国经济大起大落,顺利实现发展模式的转型,这需要注重创新战略,最大程度地提高国家、集体、个人的参与程度,实现全社会创新,“要实现创新社会,需要政治体制的高端改革和下端改革并举,同时还要创新社会治理模式。

  汪玉凯指出,目前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放在行政体制改革,除此之外,政治体制改革还应包括“政治体制的高端改革”,即:建立宪法的权威,完善政党政治,构建社会主义民主,构建社会主义法治。

  “从政治体制的上端进行相应的改革措施,才能避免行政体制下端改革措施进行到一定程度后难以继续推进,这样才可以最大限度释放社会活力,给社会以更大的自主权。”汪玉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