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调：奏响迈向小康社会的“协奏曲”
编者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统揽全局，深思熟虑，提出了治国理政的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并从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形成了具有重大指导性、前瞻性、针对性的经济工作系列论述。两会前夕，人民网记者通过基层采访、专家解读、网民连线等形式，撰写并刊登8篇深度报道，充分反映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全面学习领会、贯彻落实习近平经济工作系列论述的思考和实践，为我国在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主动打好决胜仗，赢得全年开局红。
在改革中协调，在协调中发展。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创造了“中国奇迹”，同时也出现了成长中的烦恼。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持续问题突出,利益主体多元、利益诉求多样问题显著。如何提升发展的整体效能、推进事业全面进步?如何破解公平正义的时代课题? “十三五”开局之年，历史新方位已确定，“协调”一词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
习近平多次强调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聚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提出了“协调发展”的理念。习近平指出：“下好‘十三五’时期发展的全国一盘棋，协调发展是制胜要诀。”
“唱和如一，宫商协调”。当前和今后五年，我们的中心工作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小康，重在“全面”，难在“全面”。这个“全面”，就是要解决发展中的不平衡问题,增强发展的整体性和全面性。既要东部率先，也要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既要城市繁荣，也要农村小康;既要物质丰裕，也要精神丰富;既要经济建设，也要国防融合发展。
增强协调性才能让中国经济行稳致远，这是奏响全面发展“协奏曲”的战略选择，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迫切需要。
区域协调“大合唱”
习近平指出：“区域协调发展是统筹发展的重要内容，与城乡协调发展紧密相关。区域发展不平衡有经济规律作用的因素，但区域差距过大也是个需要重视的政治问题。区域协调发展不是平均发展、同构发展，而是优势互补的差别化协调发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认为，区域差距较大是我国长期存在的问题，这是自然、地理和社会历史等多重因素形成的。
据《人民日报》报道，2014年东部的上海、北京、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都超过了4万元大关，而西部的甘肃、西藏、新疆刚超过2万元，差距十分明显。
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在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中，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地区崛起、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成为重要的“四大板块”。而“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培育区域发展新格局的三大战略和新的增长极。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区域间客观存在的发展落差，可以增大发展的回旋空间，形成梯度推进和持续增长的动力，从而使我国经济具有更长期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潜力。”王一鸣说。
2013年以来，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压力加大。“新东北现象”由此引发了各方关注，更是成为习近平的“牵挂”。2015年，在不到半年时间内，习近平两度“过问”东北经济。
“上不去，就只能往下滚，稳都稳不住;上去了，无限风光在顶峰。”东北地区一位省领导在接受人民网采访时这样感悟。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滚石上山、爬坡过坎”、“做好加减乘除”，习近平对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定位入木三分。有总书记的殷切关怀，有“闯关东”的敢闯善创基因，东北经济有危机，更有生机;东北人有压力，更有拼劲。东北振兴拥有巨大的想象空间。
统筹东中西、协调南北方。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既关注局部，更关注全局。2015年12月，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明确指出，2015年，我国区域经济在四大板块发展更趋协调的同时，“三大战略”正在从蓝图向现实转化。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区域协调发展“三大战略”之一。2015年2月，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九次会议上指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一般从凌晨3点装车，下午6点都出不了北京城。”在北京新发地已经打拼十几年的陈亮，一想起半年前的“堵心”事，满脸地无奈。北京新发地是我国北方蔬菜水果集散中心，陈亮的烦恼很快得到了解决。
河北高碑店新发地市场在2015年10月29日正式启动，标志着京津冀协同发展北京农批产业疏解首个项目正式落地。“预计一期项目能将北京果蔬70%的区域批发疏解到高碑店，当年可减少80万辆车次进京。”河北新发地农副产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米亚林在接受人民网采访时说。
河北高碑店新发地市场在2015年10月29日正式启动
在云南、陕西、贵州等省调研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关注协调发展问题，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没有老区的全面小康，没有老区贫困人口脱贫致富，那是不完整的”。
家住福州的李晓婕，好友在赣州打工。过去坐火车得花十多个小时，非常辛苦。如今，随着赣瑞龙铁路的开通，赣州到福州时间缩短一半多，又快又便捷。这条铁路结束了赣南闽西革命老区无动车开行的历史，不仅方便沿线百姓出行，还催生出“动车+旅游”的红色旅游热，助力老区驶入发展“快车道”。
区域协调发展已经发挥出1+1>2的功效，这些重大战略的加快实施，促进了各地区在更高水平更高层次开发开放，拓宽了经济发展新空间。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发展新格局，为促进协调发展“充电蓄力”。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这是对于我国长期以来经济发展地区差距持续增大，而做出的重大发展战略调整。旨在通过有针对性的发挥各地区的优势、弥补特定地区的短板，进而实现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胡玉玮在接受人民网采访时如是说。
城乡统筹“比翼飞”
春节期间，一篇有关“上海女孩跟江西男友回农村过年，吃第一顿饭就要分手”的虚假网文被网友关注，其揭示的城乡物质、文化差异引起了热议。
农村人进城发现“无亲戚”、“无恒产”、“无工作”，而习惯城市生活的人返乡则面临着巨大的文化鸿沟。“回不去的故乡，融不进的城市”成为城乡统筹发展面临的现实境况。
“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习近平多次强调：“发展不能是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或者这一部分像欧洲、那一部分像非洲，而是要城乡协调、地区协调。”“城乡一体化要协调好，城乡一体的人员流动、布局、社会发展等问题都要规划好。”“城乡联动，就是要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把发展块状经济与推进城市化结合起来，与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结合起来，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结合起来。”
千钧将一羽，轻重在平衡。习近平的城乡协调发展观是发展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是发展平衡和不平衡的统一，是发展短板和潜力的统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刘守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协调’对于目前整个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而言是非常关键的词汇，而‘协调’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城乡协调发展’，原因在于，我们整个城乡关系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仍然处于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阶段的国家而言至关重要。”
据《人民日报》报道，改革开放后城乡收入差距曾一度缩小，1983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为1.82∶1，但后来又有所拉大，2009年达到3.33∶1，2014年仍为2.92∶1。在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的同时，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保障方面的历史欠账还很多。
如何平衡城乡之间的发展，是习近平在国内各地考察调研时十分关切的问题。早在2013年7月，习近平在湖北省鄂州市长港镇峒山村考察农村工作并同部分村民座谈时说：“农村绝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城镇化要发展，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也要发展，同步发展才能相得益彰，要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以往谈论乡村的空心化时，总会感叹乡村留不住年轻人。而如今，越来越多的有文化、有想法的年轻人选择回到家乡创业。
1990年出生的杜赢，是土生土长的福建省宁德地区福鼎县磻溪镇赤溪村人。2009年考上了外省大学本科，这在当时的赤溪村可是“独一份”。2013年毕业时，他放弃在城市工作，回到家乡创业，帮助父亲经营自家的小茶厂。
土生土长的福建宁德赤溪村人杜赢，2013年大学毕业时，放弃在城市工作，回到家乡创业。
2013年起，宁德市在福建省第一个出台政策鼓励大学生返乡创业、助力扶贫。村支书杜家住一口气帮杜赢争取来福鼎市人社局和市农业银行两笔共20万元创业基金和低息贷款。
杜赢的经历是农村青年创业的缩影，杜赢们也是中国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
在“十三五”开局之年的首次国内考察中，习近平直截了当地指出重庆在协调发展中的困难：“重庆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于一体，协调发展任务繁重。”他强调，要抓好协调发展，要注重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四化”同时发展，既注重整体性又注重协调性。然而，农业现代化无疑是短板，是不平衡之处，是重点。
怎么做?金融无疑是有力的调节资源配置的工具。“在资本流通方面，要改变农村资本市场净流出的现状，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水平，增加农村金融的可获得性，践行普惠金融，完善农村信用体系。” 刘守英说。
在福建闽北农业大县建瓯，池有旺等100多户农户，通过海西蔬果茶交易中心将土地抵押给中国建设银行做担保，每人获得了30万元的“支农贷”。
建行福建分行副行长丁保平在接受人民网采访时说，在边远贫困地区，银行出于成本的考虑，设立的网点相对较少。丁保平却认为，这些地区的农民对电子银行、网上支付等新型金融服务模式并不熟悉，更需要将银行网点延伸下去。数据显示，目前建行福建分行已在528个村镇设立了784个助农取款服务点，覆盖近7成县域。
“央行、财政部等监管部门的政策非常有效地引导了资金向‘三农’领域的倾斜。”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胡玉玮在接受人民网采访时表示，“2015年央行的‘双降’，特别是定向降准，增加了农业领域的资金流动性。”
2015年短短一年内，央行进行四次普降存款准备金率，五次定向降准，五次降息，适当提供长期流动性，同时运用价格杠杆引导融资成本下行。
在补齐短板方面，农村离不开城市的反哺。习近平指出，要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合理配置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形成城乡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
发达中心城市周边的农村“贫困角落”，是协调发展的“刺眼短板”。农村贫困面较大的陕西西安市，近三年超前实施“扶贫攻坚行动计划”，建立专业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格局，提升大城市带动效应深化产业扶贫。截至目前，现行标准下西安36.6万贫困人口实现整体脱贫，为大型城市攻坚“眼皮子底下的贫困”带来了很好启示。
今天，城乡居民同在奔小康的路上，必须携手并进、共同发展，才能真正实现全国13亿多人的百年小康梦想。
“两个文明”都要硬
“我家两堵墙，前后百米长。德义中间走，礼让站两旁。”除夕夜赵薇演唱的歌曲《六尺巷》亮相央视春晚，掀起了一股对安徽安庆市桐城六尺巷的关注、探访热潮。
一直在贵阳工作的曹玮，趁着回家过春节的机会带着爱人孩子一道来参观六尺巷。他说，全家一起参观六尺巷，就是希望六尺巷所包含的和谐、礼让、包容的传统美德能在家庭成员之间传递、传承。
图为安徽省桐城“六尺巷”，构建和谐社会，几百年前的古人们就给我们做了很好的表率。
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和道德观念，可以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深厚的文化根基，为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难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全部成果的总括和结晶。二者并驾齐驱，并行不悖。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任务，确定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
习近平指出：“在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的同时，强调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强调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体现了重点论和全面论的统一。”
习近平强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要协调发展。物质文明的发展会对精神文明的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尤其是经济的多元化会带来文化生活的多样化，只有把精神文明建设好，才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要认清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什么，GDP、财政收入、居民收入等等是一些重要指标，但都不是最终目的，其最终目的就是要促进入的全面发展，包括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提高人们的生存质量、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等等。”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离不开精神文化生活的小康。十八大报告指出：“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
目前，从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与践行，以及孔子学堂弘扬传统文化等，成为推动精神文明建设的有力抓手，充分展现了我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魅力与亲和力，常常在于凡人小事。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众化，拉近与人民群众的距离，最佳的桥梁和纽带就是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很多模范、好人、楷模等典型人物。
全国道德模范、感动中国人物吴天祥，曾4次跳入长江救人，近40次无偿献出1万多毫升鲜血，以儿子的身份给7名孤寡老人养老送终,先后照顾孤寡老人26名、孤儿6名，向结识的300多个“穷亲戚”捐款捐物。
“最美家庭”的评选是胶州市建设美丽乡村的一个缩影。2016年1月20日，胶州市李哥庄镇村民王兴富从镇领导手中接过了“洁净庭院”的牌匾。“镇领导亲自为我挂牌，在父老乡亲面前露足了脸。”他自豪地说。近年来，胶州以创建“文明家庭”活动为载体，把家风建设作为基础工程，推动美丽乡村建设由“基础硬件”向“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邂逅，贯穿于城市总体风貌之中，体现在市井生活之中。2015年3月，第四批34个城市(区)获得第四届全国文明城市称号，北京的胡同、苏州的园林、上海的外滩，这些令人心驰神往的城市特色，也正是一座城市最亮丽的名片。
一个好人带来的是一份正能量，一群好人交汇成了一股正能量，一股一股的力量不断汇集在城市乡村之中，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都将更有“温度”。
2015年2月28日，习近平在会见第四届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代表时强调，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物质财富要极大丰富，精神财富也要极大丰富。我们要继续锲而不舍、一以贯之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前进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强大的精神力量、丰润的道德滋养。
虚功实做，水滴石穿。实践证明，目前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不仅内涵更加明确、内容更加丰满、思想更加成熟，而且日趋深入人心，已经成为凝心聚力奔小康、早日实现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彰显了“协调”的魅力所在。国富民强中国梦，惟此二者“协调”，才能成功。
军民融合路宽广
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是资源配置中的“犁”和“剑”。当今世界仍不太平，“铸剑为犁”仅是人们的美好愿望。
犁与剑不可偏废。没有强大的国防，就不可能顺利进行经济建设，加强社会建设和维护人民利益也就成为一句空话。
长久以来，我国的军民融合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坚实的优良传统。如今，在新经济形式下，这一理念又被赋予了更深的内涵。
习近平指出：“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同为国家的两大职能，同为我同现代化建设的两大战略任务，同为综合同力的重要内容。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不意味着可以延缓国防建设的进程。特别是当今世界还很不安宁，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盛行，人类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没有强大的国防，就没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安定的国内环境，就不可能顺利进行经济建设。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
2015年年初，习近平首次提出要“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同时，“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格局”。
“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基础上产生的‘融合发展’，目标指向更为复合多元，是四种现代统筹理念的统一。”国防大学国防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姜鲁鸣在接受人民网采访时说。
姜鲁鸣认为，“四种统一”一是资源配置上的“均衡”，即总体资源配置能够比较客观准确地反映国家发展与安全之间轻重缓急的关系，能够在发展与安全之间形成合理的资源分配比例。二是要素关系上的“互动”，即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之间建立一个开放系统，跨越资源配置上“此多彼少”的零和博弈困境，最大限度地促使两大系统间的人才、资金、物资、技术、信息、管理等全要素的交流和相互促进。三是建设进程上的“同步”，即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在国家战略发展进程中保持步调一致。四是制度政策上的“兼容”，即从国家战略全局出发设计的体制、机制、政策、法规、标准体系，充分兼顾经济和国防建设，能够对当下经济社会发展的“棋局”与未来战场的“战局”作出通盘谋划。推动两大建设的融合发展，核心在于实现国家大系统集成效益和国家战略收益的最大化。
均衡、互动、同步和兼容，无不体现出“协调”二字的深刻内涵。在市场运作的前提下，把有利于国家整体和长远利益的军民融合，有效转化为各部门、各地区、各单位的利益驱动，进而实现参与各方利益的共赢。
军民融合中，像打电话用的手机、办公用的电脑甚至导航用的电子地图，最初都是清一色的军方用品，又都通过军转民的方式，惠及大众。高精尖武器装备在服务各国军队、提升军队作战能力的同时，也方便了人们的生活。
湖北武汉光谷某高科技公司得知我军某部投资数千万元立项研制某防空系统，但受人才和技术限制，科研遇到巨大难题。该公司自筹资金3000多万元，组织科研团队成功完成该系统的研制和定型工作，有效提高了战机在实战中的生存能力和空域对抗能力，令部队领导啧啧称赞，还为公司“赚”回了红外探测军事领域的“金字招牌”。2014年，湖北省国防科技工业实现总产值1331.15亿元，同比增长12.02%，高于全省GDP增幅。
重点领域的军民融合发展，更是关键抓手。我国的“两弹一星”、“神舟”飞天、“嫦娥”探月、“天河”系列超级计算机系统、“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等为代表的一大批科研成果，在国防和经济社会发展领域产生了重大效应。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等为代表的一大批科研成果，在国防和经济社会发展领域产生了重大效应。
“我国的国防领域聚集了我国最优秀的科技人才和高精尖行业，如航天航空、通信卫星等。如果这些技术能够在不影响国防安全的情况下，进行合理‘军转民’，一定会提升我国产业的转型升级与的科技含量，进而增加我国产品的竞争力。”胡玉玮说，但是，在“军转民”过程中要合理考虑研发风险、成本的分担机制，从而保证转化的顺利进行。
事实上，我国在航空动力、关键元器件、关键材料和基础软件等方面还存在诸多瓶颈，存在一些隐患。在姜鲁鸣看来，只有彻底打破军民分割和军工经济封闭发展的状态，既充分发挥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传统优势，又把更多的目光投向民间和社会，才能充分收获军民协同创新的战略红利，我们的富国强军基础才能牢牢立于世界先进技术之巅。
握拳才能聚力，聚沙方能成塔。
推进一项事业，需要协调;成就一番伟业，更需要协调。在“十三五”新航程启程之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只待冲刺，中国迎来实现复兴梦想的关键节点的时刻，分清“轻重缓急”，“详略得当”，像弹钢琴那样，重音、轻音交相辉映，长音、短音相得益彰，才能弹奏出和谐的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