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与时政】从“去中国化”看“话语权”

04.11.2014  10:23

  子曰师说 金海峰

  

  今年教师节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去北师大、见师生代表,说:我很不希望把我们一些非常经典的古代的诗词文化、散文都给去掉,加入一堆什么西方的东西,我觉得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这些诗词都好。从小就嵌在学生的脑子里,成为终生的民族文化基因。

  总书记这一番委婉沉重又意味深长的话,直指当下中国文化教育乃至思想领域一种很悲哀的现象:中国的好坏要靠西方的标准来衡量。只要涉及到词汇概念,必称希腊语如何如何说,拉丁语如何如何说;只要涉及到思想观点,必称康德如何说,黑格尔如何说。——这种用别人的文化标准,来衡量我们自己生活对错的逻辑,即便说得再高明、再有学问,也是笼罩在别人文化之下讨说法,用别人的标准判断我们对错的依赖心理。

  这种现状不改变,文化自强自立的愿望就永远无法实现,从文化大国到文化强国的的跨越就无法完成。

  我就一直弄不明白,难道《伊索寓言》中“农夫与蛇”,就比中国古代“东郭先生与狼”高明么?比较而言,我觉得远不如我们自己的故事更鲜活、更有趣味。

  其实,中小学生古诗文的去留,不仅仅是知识量增减的问题,这是重拾传统、重构中国人自己的话语表意体系,重新找回迷失已久的话语权问题。

  中国人说话,喜欢引经据典,常用“子曰诗云”,习总书记两年前履新,代表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十分钟演讲还要引《诗经》一句“夙夜在公”。

  引经据典的好处之一:可以避免自以为是。

  孔子说:“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四句话,意思有些相近:不要主观臆测,不要一定如此,不要固执己见,不要自以为是。既要表达思想,又不要张口闭口“我发现,我以为,我觉得”,凡事都以主观论断的“”为中心。那怎么办?就说“子曰”、说“诗云”,引古人之言。

  引经据典的好处之二:经典具有权威性。

  古圣先贤说的话,还不够有说服力么?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历史,有时一百年、有时甚至几百年才能出现一个人中龙凤,这些古圣先贤,他们用一生的学识、一生的经验、甚至一生的教训,总结出那些人生智慧,传给了后人。后人用得好、再传,传了、再用,反反复复,直到今天。试问,用一个民族积累了五千年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百年人生,还不够用么?

  引经据典的好处之三:“经者,常也,言常道也。

  所谓经典,谈的是人生寻常日用的恒常道理,最接地气,最宜于指导我们的生活。好比儒家的论题,很多是超越时代、不关政治、甚至与伦理无涉的问题。比如重视学习、立志养气的说法,“吾与点也”、“绘事后素”等等。自然科学要不断推陈出新,否定之否定;但人文社会科学往往关注的是人生永恒主题。只要人类还在、民族还在,这种文化,就不会失去意义。

  引经据典的好处之四:经典,是一个民族共同的语言环境,是一个民族使用频率最高的文化用语。

  当我们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当我们说“学而时习之”,不用翻译,大家都懂。而有些人非得用西方的人物和话语来表达,有时不过是“以艰深文浅陋”罢了,甚至是拉大旗作虎皮罢了,是挂“羊(洋)”头卖狗肉而已。

  其实,引经据典、子曰诗云的最重要价值在于:

  语言是思维的载体,语言是思想的符号,没有无思想的语言,也不存在无语言的思想,连不说话也是一种态度,而一旦你说话:说什么话,就代表着你用什么文化思维想事;说什么话,就代表着你的语言文化背景是什么。

  《诗经·邶风·旄丘》中有几句诗,是诗三百中,洗尽铅华之后最智慧的人生警句:“何其处也,必有与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意思是,你与什么样的人交往,意味着你处在什么样的环境。我们能否长久地屹立于世界优秀民族之林,就看一看我们是否依托于本民族悠久的传统文化。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要警惕“去中国化”现象,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要重新建构起我们自己的语言体系!(子曰师说金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