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药报》：2014年，三秦大地上的老将新兵

2011年，当人们为食品监管“九龙治水”而纠结时，陕西省已经悄然试水食品监管“一条龙”；2013年，当人们为建立“统一权威的监管体制”而探索时，陕西省已经提前两个月完成了基层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2014年，当人们为谁是“毒豆芽”的监管部门而苦恼时，陕西省按照《食用农产品市场准入管理指导意见》，已开始为群众吃上放心豆芽把关护航……2014年，陕西省食品药品监管系统以创新的精神、踏实的心态、稳健的步伐，迈出了监管体制改革后最初、最艰难的一步……

　　干菜店老板的“微抱怨”

　　基层监管所成立倒逼食品安全

　　今年秋季的一天傍晚，陕西省合阳县黑池镇志强干菜店里，李志强拿到几千元干菜欠款后，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这表明他为村里张家办喜事采购的干菜没吃出啥乱子。

　　李志强经营干菜店10来年了，却感到生意越来越难做。“我这个店主要为老乡的红白喜事宴席采购原料，也就是米面油、鸡鱼虾、熟食啥的，在我们这里都统一叫干菜。如今老乡越来越挑剔，又要看保质期，又要看QS标识；镇食品药品监管所更是隔三差五地来检查，又要看台账，又要检原料。现在采购一点儿风险都不敢冒，卖出不合格的就麻烦了。”

　　说这话时，曾经当过多年民办教师的李志强搓了搓双手，有点羞涩地补充了一句：“不过，老乡挑剔没啥错，都知道食品安全重要了。你看，‘食’字是‘人’和‘良’组成的；‘品’字是三个‘口’，表示众人来评判，所以说，做食品的人要讲良心，经得起考验。老乡现在更愿意去镇里超市买东西，我们小本生意，竞争不过超市，如今一年也就赚个两三万块钱，以前能赚六七万块钱呢。”

　　坐在李志强旁边的雷荣频频地点头，雷荣也在镇上经营了多年的干菜店生意。“如今，老乡们越来越注重食品安全，我们给事主采购时都要小心翼翼的，买来的鱼肉，还得跟人家说注意保存好了，吃出问题不仅垫付的干菜钱收不回来，还会影响我们自己的名声。”

　　“现在办个红白宴席麻烦着哩，我们自己采购要把关，镇监管所也把一道关。他们到事主家检查我们采购的干菜，还在人家大门外贴张公告。这公告比打开的报纸还大，上面还有监督员的电话。要是公告上标注不合格，我们和事主脸上都挂不住啊。”李志强说道。

　　听着两人絮絮叨叨的抱怨，一旁的黑池镇食品药品监管所所长康红民笑了起来，“这是倒逼他们要重视食品安全。大门口的公告叫做‘合阳县农村家宴和流动餐车食品监督信息公示’。去年镇监管所成立后，我们就开始监管农村宴席，这是农村食品安全最容易出问题的环节。我们从薄弱点抓起，  50人以上的要求必须上报。”

　　康红民继续说道：“他们干菜店的生意确实不容易做了，我们的担子也更重了。我们所里9个人，连夜里都排了值班表，就怕食品安全啥的出问题。我们都住在县城里，夜里跑过来也不方便，索性大家就一个人一个星期，轮流住在所里。”

　　干菜店老板小小的抱怨，在合阳县食品药品监管局局长刘春合看来，则是监管体制改革带来的新变化。“以前农村是监管盲区，去年开始改革，有人来监管基层了。如今，我们局还列了工作进展情况排行榜，对各个镇监管所每个月都有考核，不光是农村宴席监管，还包括其他日常工作，谁先进、谁落后大家都看着呢。”

　　就这样，12个基层监管所，在合阳县12个乡镇悄然启动运转起来，暗中憋着劲儿较量的氛围在系统内弥漫……

　　陕西省局的“知识产权”

　　按人口3％。。比例配备基层监管人员

　　合阳县黑池镇监管所位于镇上一个宽敞的院子里，执法处理室、执法档案室、罚没物品库、快检室等一应俱全，还有执法车辆、传真复印机等，甚至还有厨房、洗浴室、休息室、卫生间，解决了晚上值班人员生活不便。

　　“乡下的房价相对便宜，我们就尽可能地考虑让他们生活便利，心踏实下来干工作。”合阳县局副局长雷青川说。确实，同在合阳县的城区南食品药品监管所，因为位于县城，地价相对较高，只能和其他单位在一个院子里办公，也没有洗浴室、厨房等，但能保证一个科室有一间办公室，电脑、打印机、照相机、摄像机等办公设备一样不少。而100多公里外的西安市阎良区新兴食品药品监管所，则和黑池镇监管所一样，一排整齐敞亮的办公用房，快检室、档案室等一应俱全。

　　在陕西，有1373家像黑池、城关南、新兴这样的基层食品药品监管所。去年体制改革之初，在陕西省局局长胡小平的脑子里，已经设计出了一套完整的基层监管所“建所指南”。

　　胡小平说：“陕西有107个县1400多个乡镇，基层监管体制改革到位后，为1373个基层监管所制订建设标准，对以后基层监管所的规范化、标准化建设很有意义。陕西省局联合省财政厅出台了基层监管所建设标准的文件，并规定率先通过考核验收的前100家基层监管所，省财政将通过以奖代补的形式给每家补助50万元。有了政策，地方政府建设基层监管所的积极性就激发起来了。”

　　黑池镇监管所是建设得较为标准的基层监管所，今年7月，通过了陕西省食安办组织的第一批基层监管所建设验收标准考核，概括地说就是“十个一”：有一处相对独立的办公场所、一台执法车辆、一套快检设备、一部投诉电话、一台传真复印机、一台打印机、一台摄像机、一部照相机，每人一台电脑和一套办公桌椅。考核中还要求建立应急处置、廉洁自律等各项工作制度，并要与当地公安派出所建立执法办案的联动机制。

　　陕西省局出台的“十个一”是全国第一份基层建所标准，得到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的肯定。今年9月，国家总局有关负责人考察陕西省基层监管所建设情况后，融合多方意见和建议，也出台了《食品药品监管乡镇（街道）派出机构办公业务用房建设指导意见》。

　　“建所指南”不仅是陕西省局的“知识产权”，按照当地人口万分之三的比例配备食品药品监管人员，也是陕西省局在体制改革中的“独创”内容。

　　去年夏天，渭南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王建军和办公室主任魏伟被抽调到省里，参与全省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方案起草工作。两人之所以能参与这么重要的工作，与渭南是全国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的“明星市”有关，渭南改革开展得最早、取得的成果显著。

　　魏伟专门整理出一份档案，足足有4大厚本，都是关于渭南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的报道。国家总局局长张勇等领导，都亲自带队到渭南调研过。渭南改革起始于2011年，中间经过了一次调整，到2014年，渭南改革模式和国务院出台的改革模式基本相同。不同的是，渭南明确了监管人员按照当地常驻人口的万分之三比例配备。“食品监管，没有一定的人手是不可能胜任的。我们把在渭南试行的改革模式，向省里做了汇报。去年8月底，省里下发文件规定，各地市按照常驻人口万分之三的比例配备基层监管人员。”王建军有些自豪地说。

　　基层所长的“能量库”

　　1373名所长到省局充电

　　西安市阎良区食品药品监管局办公楼外的停车场，7个车位的地面喷涂着硕大的文字“某某镇所”。局长杨玉珍坐在办公室里，抬头就能看见哪个基层监管所的执法车还没有回来。最晚到19点，7家基层监管所的车都要归位，除非特殊情况，要求电话报告给杨玉珍。阎良区局有个“铁规定”：执法车是按照“十个一”标准投入的，决不允许开回家。

　　对车有“铁规定”，对人更是“铁面孔”。面对来自工商、质检、卫生等部门的新手，阎良区“铁定”每周三是“全员培训日”，不得请假。培训可不是听听课那么简单，每个人都可能是讲课人。“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熟悉的业务，来自不同部门的人相互要取长补短，这样每个人的能力才能尽快提升。”杨玉珍说。

　　为了把培训课上好，使全员真正受益，在选好讲课人后，区局班子成员还要听试讲、看课件，感觉讲得不错了才能让其登上内部培训大讲台，而现场培训、现场说法又使课堂的理论学习接了地气。

　　今年以来，不仅阎良区局全员在学习，整个陕西省食品药品监管系统都在狠抓业务学习，“机构有了，人员有了，房子有了，就得抓能力了，今年是我们全省的监管能力建设年。”胡小平说道。

　　9月末的一天上午，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的阶梯教室里，陕西省局稽查局副局长张志的讲座开始了，题目为“如何应对投诉举报”。一个又一个案例与招数，让来自基层监管所的110名所长们听得摩拳擦掌。

　　尽管每期培训只有短短的一个星期时间，但依然让宝鸡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千河镇食品药品监管所所长卢钧感慨万千，“我是从乡镇政府划拨到基层监管所的，最头痛的就是这个系统专业性太强了。这次省局培训，把我从门外汉变成了‘门内汉’，虽然好多专业知识还欠缺，但通过培训我找到了努力的方向。”

　　卢钧的感慨也是参加培训班学员的共同感受。宁陕县江口回族镇食品药品监管所所长张怡，既是基层所长也是副镇长。她说：“我们第一次接触监管工作，想管却不知道怎么管。曾经把查处的大量过期食品直接拉走，也没有登记，后来才知道不能这么做。希望这样的培训班多开几期，所里人都能轮训一遍才好哩。”

　　陕西省局巡视员张明说，从今年4月开始的全省基层所长培训，每期110人左右，目前600多名基层所长已轮训完毕，全省1373名所长都会来这里充电。“这些基层人员工作热情很高，也很辛苦，有的同志在乡镇工作，离县城的家有上百公里，到了乡下没处吃饭、休息，他们克服了许多困难，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我在蒲城检查时，一家成立时间并不长的基层监管所，竟然连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工作都开展了。去潼关县城关镇监管所检查时，我发现监管人员把他们辖区市场上流通的猪肉，调查得一清二楚，还提出了堵疏结合的监管方法。每次下基层，我都为他们的敬业精神所感动。成为他们的‘能量库’，助推他们起航，是省局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义务。”

　　遍布秦川的“把关人”

　　6000名监管人员让食品安全有了改观

　　一年来，  1373家基层监管所、6000多名基层监管人员遍布三秦大地，父老乡亲感到了身边的食品安全有了改观。

　　“终于有人管了，我们当校长的也放心了。”南郑县梁山镇食品药品监管所所长李洪涛回忆起第一次到学校食堂检查，没想到校长是如此地欢迎他们。“我还被村里食品杂货店店主拦住，问我啥样的小食品能卖？店主说，都是乡里乡亲的，吃病了心里过意不去，自己还得赔偿。老百姓真是希望我们去管好食品安全啊！”

　　在南郑县汉山镇，食杂店、餐馆的店主们到处打听监管所在哪里，主动地要求办许可证，就连卖炒瓜子的都来了。这缘于汉山镇食品药品监管所所长汤建军和他的同事们查处了一家油条“铝超标”9倍的餐馆，并移送到县公安局侦查大队。以前监管人员曾多次告知餐馆“铝超标”却毫无效果，这回动真格的，在当地产生了巨大震慑力。

　　在永寿县渠子镇食品药品监管所门前，每个月张贴一次食品安全的红黑名单。在镇上最繁华街道上最醒目的地方，这名单也贴着，老百姓们都能看到。所长李大伟说：“哪家的店铺老是挂在黑名单上，连店主自己都不好意思了。”这一招儿，让该镇食品安全违法违规现象大大减少。

　　“我们到乡下办案时，围观的老乡很多，但不像其他部门，老乡们有可能起哄。对我们办案，老乡们都给予很大理解和支持，知道我们是为他们吃的安全把关的。”南郑县黄官镇食品药品监管所所长岳永安说。 

　　遍布三秦大地的基层食品药品监管人员中，还有这样一位有着13年基层监管经验的“老工商”雷文杰，如今是西安市阎良区关山镇食品药品监管所所长。1972年出生的雷文杰在宣布机构改革的第一天，就报名到新成立的关山镇食品药品监管所工作，而此前，他是关山镇工商所的一把手。

　　“我就是想挑战自己，谁说40多岁的人就要开始‘吃老本’了？再说了，食品药品是朝阳行业，过来有什么不好呢？”就这样，雷文杰把办公室从一楼的工商所搬到了二楼的监管所。

　　雷文杰第一次感到食品安全监管责任重大，是在镇上一所初中学校检查时。“我去食堂检查正好赶上食堂开饭，孩子们潮水一般涌来，即刻就塞满了卖饭窗口。我的乖乖，饭菜要是不安全，那得出多大的事啊！”

　　为了推动学校食堂和小餐饮参与到“明厨亮灶”的改造工作中，雷文杰愣是“卧底”，把各家食堂、餐馆惨不忍睹的“阴暗面”拍成照片，如落满苍蝇的熟食、发霉的餐具等。餐饮从业人员来所里参加培训时，雷文杰把这些照片挂在会议室。看到这些照片，来培训的人自己先脸红了。“这些人，每次去检查，都说自己是做得最好的。我这回拿出照片来，他们就再也不说话了，回去乖乖地进行‘明厨亮灶改造’了。”

　　关山镇上的娜娜百味面馆老板范小娜说：“‘明厨亮灶’对监管所是工作，对我们是提升店面形象。客人看着舒服，吃着放心，也愿意来店里吃饭了。”隔壁的惠通饭庄，则投入了5万元进行“明厨亮灶”改造。雷文杰和饭庄大厨开玩笑说：“我们要求凉菜间必须有单间并安装空调，你这回有了专门工作室，夏天也热不着了，‘明厨亮灶’最先受益的是你啊。”

　　让行政相对人理解，转而支持所里工作，是雷文杰的拿手好戏。“下去检查，我都带着‘监管所联系卡’，我的名字、负责这个区域的监管人员名字以及电话号码都印上了，方便人家有事找我们。” 

　　今年3月，陕西省局开展食品安全风险大排查专项行动时，雷文杰手下只有两人。面对27个村、183个村民小组，雷文杰通过调动村委会成员的积极性，把关山镇398家行政相对人的家底摸得清清楚楚。“我有本工作日志，把每天、每周要做的工作都排好了，谁做什么都细化了，排查工作人手少也不难做了。”

　　今年8月，胡小平到关山镇检查风险大排查工作，对雷文杰工作开展得如此认真，很是满意，“要是全省的基层监管所所长都像你这样，我也能睡个安稳觉了。”

　　一年来，随着陕西省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落地扎根，这些或精干或稚嫩的老将新兵们，在陕西省局的统一指挥下，在三秦大地上日夜奔波，每个乡镇、每个街道都响起他们为百姓食品药品安全护航的脚步声。这声音，在秦岭山脉回响，在渭河两岸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