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新疆政法委书记：坚决打掉极端势力幕后黑手
4月12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熊选国，在乌鲁木齐，就新疆“去极端化”工作及严打暴恐专项行动，接受了凤凰网独家专访。
去年5月23日，新疆启动为期一年的严打暴恐活动专项行动。一年期满，共打掉100多个暴恐团伙，96%以上暴恐案件被提前打掉;社会面防控能力大大加强，暴恐案发处置最快仅1分02秒，极大限度减少了伤亡。
熊选国强调，他更看重严打产生的综合效益：社会氛围发生变化，乡村干部敢于做工作，民众敢于站出声援支持反恐，宗教极端外显现象得到遏制，宗教极端势力干预教育、计划生育、婚姻等棘手问题得到解决，“通过严打开路，挤压了宗教极端势力的生存空间，其他工作有效开展起来”。
宗教极端思想对新疆渗透由来已久，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开始抬头，只是早些年被掩盖在分裂思想下，渗透手段隐秘，易被忽视。对当前影响至深的新一轮宗教极端思想的抬头始于2007～2008年，“7·5”事件更催化了极端思潮的蔓延，并成为暴恐活动的思想根源。
熊选国指出，宗教极端势力假借宗教之名，歪曲宗教教义，目的是进行暴力恐怖活动、制造民族分裂，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但其渗透往往从生活习俗细节方面开始，婚礼禁止唱歌跳舞、葬礼不准哭、禁止烟酒、乱区分清真不清真，鼓吹不能领政府证件、男人要留大胡须，妇女要穿蒙面罩袍等，并称此为宗教义务，民众难以区分，“当政府治理这些行为时，他就造谣说政府干涉民族风俗习惯，新疆没有宗教信仰自由”。熊选国坦言，“去极端化”一路走来，开始主要难在如何将宗教极端思想与正常宗教、生活习俗区分开，难在统一认识。
2013年5月，新疆形成一份工作意见，即官方所述“自治区党委11号文件”，区分了民族习俗、合法宗教与宗教极端思想的界限，明确了宗教极端主义的表现形式，澄清了模糊认识。进而提出打击的一手要硬，教育疏导的一手也要硬。以治理宗教极端表现为切入点，提出正信挤压、文化对冲、法治约束“三管齐下”，将宗教极端主义从正常宗教中剥离出来，予以遏制和依法打击;而对受感染的大多数民众，则通过教育引导从思想上“去极端化”，并向世俗化、现代化生活方式方向引导。
对于引发争议的禁止穿戴蒙面罩袍和禁止年轻人留大胡须问题，熊选国通过凤凰网予以回应，打击处理的仅仅是极少数以宗教名义强迫、煽动、威胁他人的宗教黑恶势力，对于被裹挟的群众，更多是耐心细致地去做疏导工作。他强调，只有把这些极少数人打击处理了，才能有效教育转化被裹挟的信教群众，才能把社会面扭过来。
熊选国强调，严打始终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坚持宽严相济，教育为主、管教结合，打击的重点是团伙头目、骨干和幕后黑手，对有悔改表现、敢于站出提供线索、有自首情节的，则依法从宽处理，实行教育转化，“打不是目的，最根本的目的是转化这些人的思想，最大限度团结各族群众”。
熊选国
现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以下为凤凰网主笔陈芳与新疆政法委书记熊选国对话实录：
宗教极端思想对新疆渗透由来已久、危害严重
陈芳：新疆自2012年首提“去极端化”目标后，在过去两年尤其去年深入开展“去极端化”，强调“去极端化”成为新疆当前最突出紧迫的工作。“去极端化”提出的背景是什么?宗教极端势力对新疆的渗透过程和渠道是怎样的?
熊选国：宗教极端思想对新疆的渗透由来已久。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宗教极端思想开始抬头，但那时，民族分裂分子明确打出“分裂新疆纲领”等旗号，宗教极端思想被掩盖在分裂活动中，其渗透手段十分隐秘，容易被忽视。1997年，新疆也进行了严打整治，主要打击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对宗教极端势力起到一定的遏制作用。
当前这一轮宗教极端势力的抬头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去南疆，包括喀什、和田、阿克苏、巴州了解情况，对此大家基本有一个共识，这一轮宗教极端思潮大概从2007、2008年开始，“7·5”事件之后达到高潮。当然，除“7·5”事件刺激影响外，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化、伊斯兰世界世俗化受阻、国际恐怖活动进入新一轮活跃期等，都加剧了宗教极端思想在新疆的渗透。
最早主要是从野阿訇及朝觐回来的一些人那里开始，把外面的宗教极端思想带回来，通过探亲、经商、旅游、学术交流等形式，不断渗透到新疆。随之非法宗教活动(地下讲学经等)不断活跃，非法宗教宣传品泛滥，导致宗教极端思想加剧蔓延。再后来，互联网及手机通讯的影响越来越明显。这种极端思想的渗透最早是从风俗习惯和日常生活开始，婚礼、葬礼感触最明显，婚礼不唱不跳、葬礼不哭、禁止烟酒，还乱区分清真不清真，从食品扩大到各种生活用品，进而出现年轻人留大胡须、女人穿戴蒙面罩袍等现象。我印象特别深，前几年到和田出差，路过市区大巴扎，放眼望去满街都是蒙面的。
我是2011年来的新疆，张春贤书记那时就高度重视这些问题，提出让我们研究这一问题，怎么遏制宗教极端思想的渗透。2011年我们就开始调研摸底，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2013年5月份，自治区形成了一个遏制宗教极端思想渗透的工作意见，梳理了宗教极端思想的具体表现，区分了宗教极端和正常宗教的界限，以及如何治理。
2014年年初我们还部署了两个专项行动：打击宗教极端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和综合治理婚姻领域违法行为专项行动。紧接着，新疆开始了严打专项行动，有力遏制了宗教极端思想渗透。
“去极端化”难在如何区分正常宗教及风俗习惯
陈芳：我在调查中，一些基层干部也讲早在“去极端化”之前就意识到问题严重性，但不知道怎么有效管理，常常陷入舆论风波之中。过去“去极端化”难点在哪里?
熊选国：“去极端化”工作，我的体会，一路走过来，开始主要还是难在如何将宗教极端思想与正常宗教、生活习俗区分开，难在统一认识。
中国有句俗语，魔鬼出现时，往往装扮成天使。宗教极端思想是一种强力迷幻药，在其毒害下，有的人痴迷“殉教”，实施暴力恐怖犯罪时往往顽抗送命，唯恐不死，有的甚至一家子全成了亡命之徒。如，2013年发生在北京天安门前的“10·28”暴力恐怖袭击案件，暴恐团伙首犯受宗教极端思想毒害，带着母亲和怀孕的妻子，打着黑色圣战旗帜，一起自爆身亡。
宗教极端势力只是借用宗教名义，歪曲宗教教义，目的是进行暴力恐怖活动、制造民族分裂，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它有三个鲜明特点：一是强烈的政治性，鼓吹“除了真主以外，不服从任何政府、任何人”，推翻世俗政权，建立伊斯兰教法统治的哈里发国家，歪曲宗教信仰为政治纲领。二是强烈的排他性，恶意发挥、扩大宗教教义中具有排他性的内容，煽动宗教狂热、激化民族矛盾，把信仰“安拉”以外的一切人都当作“异教徒”，对“异教徒”戏弄、嘲讽、孤立、恐吓，甚至残害。三是强烈的暴力性，即所谓的“圣战殉教进天堂”，采取暗杀、爆炸、暴乱等反人类的暴恐手段，残害各族群众，制造民族对立，推翻政府、分裂祖国。
在新疆，伊斯兰教发展传播过程中，一些宗教教义教规逐渐融入到信教群众的衣食住行、文化节庆、婚丧嫁娶等风俗习惯中，一些生活习俗打上了深深的宗教烙印，如起名、割礼、依法领结婚证后以念“尼卡”证婚、给亡人站礼、送葬、过乃孜尔等。宗教极端思想借用宗教名义，把这些伪装混杂一起，信教群众难以区分，朴素的宗教感情被蒙骗了。你要去治理，人家说你是干涉风俗习惯，甚至跟民族宗教问题扯在一块。比如，宗教极端主义鼓吹不能领政府证件，念“尼卡”就可以结婚，念三个“塔拉克”就可以离婚;穆斯林男人要留大胡须，妇女要穿蒙面罩袍等等。说这些都是为了民族、为了宗教，是宗教义务，只有这样才能净化宗教信仰，成为真正的穆斯林。当政府治理这些行为时，他就造谣说政府干涉民族风俗习惯，新疆没有宗教信仰自由。
对这些问题怎么看，关键是应该怎样把宗教极端思想从宗教中剥离开来，既保护合法宗教活动，又能有效打击宗教极端势力，这就有一定的难度。为解决这个问题，近年来，我们不断强化对干部群众的宣传教育，形成了一个工作意见，区分了民族习俗、合法宗教与宗教极端思想的界限，明确了宗教极端主义的表现形式，明确了打击目标，预防的重点，澄清模糊认识，逐步统一了思想。
“去极端化”用民众接受的方法做工作很重要
陈芳：您刚才也讲了，宗教极端势力往往从生活习俗微观层面渗透，关系很微妙。这给去“极端化”其实增加了很大的难度，具体如何开展工作?
熊选国：我刚刚说了，宗教极端思想对新疆的渗透从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就开始抬头了，只不过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或者在某一个时期被另外一种更加突出的表象所掩盖，但这种渗透一直没有停止过。
经过这么多年的渗透，说老实话，在南疆一些重点村和社区，受宗教极端思想影响的群体是很大的。
南疆，特别是乡镇村一级百姓几乎都信教，具有朴素的宗教情感，但是老百姓的知识水平普遍不高，他们接受宗教知识主要来自阿訇。宗教极端思想很容易利用信教群众的朴素宗教感情，一旦渗透，民众就容易跟着跑。
从法律角度来讲，宗教极端思想表现，实际上包括两个范畴，一个是思想范畴，一个是行为范畴。解决上也要从这两个方面入手。思想范畴就是按照张春贤书记提出的“五把钥匙”，还只能用思想的方法去解决。即使行为范畴的，也要区分。受感染的老百姓群体，大多文化水平不高，受欺骗蒙蔽的较多，对这部分人群，我们通过教育和引导，可以拉过来。
“五把钥匙”的基本内容是什么?
思想的问题用思想的方法去解决，文化的问题用文化的方式去解决，习俗的问题用尊重的态度去对待，宗教的问题按照宗教的规律去做好工作，暴恐的问题用法治和严打的方式去解决。
因此，自治区党委提出，打击的一手要硬，教育疏导的一手也要硬。我们以治理宗教极端表现为切入点，正信挤压、文化对冲、法治约束“三管齐下”，将宗教极端主义从正常宗教中剥离出来，坚决予以遏制和依法打击。
陈芳：宗教极端渗透已久，加之南疆信教民众众多，“去极端化”过程中，如何有效防止信教群众的情绪波动并获得理解?
熊选国：我们推进“去极端化”工作，提出正信挤压、文化对冲、法治约束“三管齐下”，正信挤压就是在信教群众中确立正信，挤压宗教极端思想的空间;文化对冲就是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扶正祛邪、健体强心;法治约束就是以法治权威压住宗教极端思想渗透，决不能让信教群众产生宗教教义是唯一行为准则的错误观念。
对老百姓来说，用他们接受的方法做工作很重要。正信挤压是现阶段比较直接有效的手段，通过正确的宗教知识，用宗教正信、用维吾尔族传统挤压宗教极端，能起作用。
当前，仅靠正信挤压宗教极端远远不够，我们还要引导群众坚持和追求世俗化、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适应。包括教育要跟上，只能一步一步来。“五把钥匙”，要同步进行，比如文化对冲、法治约束等。只有措施得力、方法得当，才能得到信教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禁止蒙面罩袍和年轻人留大胡子禁的是什么
陈芳：对于大多数受感染的人群更多是采取教育引导，我在南疆采访时也听基层干部普遍反映，对受宗教极端思想感染的幕后力量仅靠教育是很难遏制的。
熊选国：教育劝导是必要的，而且很重要，但仅仅靠教育，靠劝导，很难遏制。
2013年“6·28”案件后，我到案发地和田县罕艾日克乡镇，与宗教人士座谈，谈到要不要留大胡子、要不要蒙面的问题，实际那时宗教人士自己的妻子也是蒙面的，我就问他到底什么原因，他认为“这是宗教义务”。那种情况下，要去做群众工作，根本不听你的。
经过近年来的实践，参照其他各个国家的经验，我们感到，新疆的蒙面罩袍和年轻人留大胡子这种表象背后就有宗教极端势力的影响。宗教极端势力强迫、煽动、胁迫年轻人留大胡子、妇女穿戴蒙面罩袍，横加干涉群众日常生活习惯，一方面在于宣扬非此即彼的“两分法”，鼓吹这样做是穆斯林的义务，甚至标榜只有如此才是“真正的穆斯林”，灌输对所谓“异教徒”，也就是其他民族、其他宗教信仰群众或不信教群众，那种强烈的隔膜感和不信任感;另一方面在于将其作为对抗政府的一种标志，一种软对抗的标志，营造一种不正常的社会氛围。这种现象决不能与正常宗教、风俗习惯混淆。它的表象背后隐藏的本质是宗教极端势力灌输宗教极端思想，显示其活动力量，营造宗教极端氛围，制造民族对立，危害社会和谐稳定的政治目的。如果任其发展蔓延，就不能切断宗教极端思想渗透的蔓延渠道，就会纵容宗教极端势力横行。
为什么因此打击处理极少数人?打击的主要是强迫煽动组织蛊惑他人者;是威胁、恐吓、殴打不留大胡子、不穿戴蒙面罩袍的人。对这些人，要依法打击处理，这种人对社会已经构成危害，他不是自己蒙面、自己留胡子，而是以宗教的名义强迫、煽动、威胁其他人，在社会上制造一种压力，必须打击处理。也只有对这部分人打击处理了，才能把整个社会面扭过来，不然光教育社会上那些穿戴蒙面罩袍、留大胡须的普通民众，没有用的。
通过严打、教育双管齐下，老百姓的认识有很大转变。我今年在和静县，和一个原来留大胡子的人聊，他从2008年开始留大胡子，并要求妻子穿蒙面罩袍，就是听了宗教极端势力宣扬的这是“穆斯林应尽的义务和穆斯林的标志”，态度很顽固，做他的工作做不下来，严打期间通过教育，才转化过来。
陈芳：关于治理蒙面罩袍和年轻人留大胡子现象，过去我看都是各地有一些政策，但一直没有上升到法律层面。无法可依，也是地方工作面临的一个困境。乌鲁木齐年初立法禁止公共场所穿戴蒙面罩袍，会不会推广到全区层面?
熊选国：这一次乌鲁木齐市立法治理蒙面罩袍问题，整体很平稳，实施3个月，发现穿蒙面罩袍的只有12个人，经过批评教育都悔改了。群众怎么赞同认可?实际上经过2013、2014年的暴恐案事件，包括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爱国宗教人士，对宗教极端思想的认识也转过来了，认为长此以往，会毁掉维吾尔族。现在认识比较统一了，去年12月，自治区修订宗教事务管理条例，把“不得利用仪容、服饰、标志、标识等，渲染宗教狂热，传递宗教极端思想;不得胁迫、强制他人穿着宗教极端服饰、佩戴宗教极端标志、标识”等主要内容写入，修改后的条例满票通过。
陈芳：对那些受此思想影响的普通民众，你们怎么做解释工作?以什么理由说服不让穿戴蒙面罩袍、年轻人不留胡须?这个很容易被冠以干涉别人着装打扮自由。
熊选国：我注意到网上这些言论了，新疆的实际情况，就是我刚才上面讲的。具体到我们的工作，主要从五个方面跟老百姓解释：
第一，《古兰经》里没有说穿蒙面罩袍、留大胡子是穆斯林应尽的义务，也没有作为区分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标志。我们的爱国宗教人士，用《古兰经》中的教义批驳宗教极端势力的荒唐说法，向穆斯林群众阐述伊斯兰教正信内容，增强权威性、说服力。
第二，这也不是维吾尔族的传统，甚至违反了维吾尔族的风俗习惯。维吾尔民族历来有能歌善舞的传统，穿那样的衣服怎么跳舞?所以我们从维吾尔族悠久的历史、多彩的文化入手，告诉老百姓，蒙面、穿罩袍根本不是维吾尔民族的传统服饰，新疆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宗教极端势力鼓吹妇女蒙面、穿罩袍是要毁掉民族传统文化;向群众讲明白，政府尊重并鼓励各族群众穿着佩戴体现本民族特色的服饰。一般都是家里长者去世之后，才留胡子。按照维吾尔族的传统，长者在，年轻人是不留大胡子的，否则视为一种不敬。
第三，我们讲不是所有穿戴蒙面罩袍、留大胡子的都是宗教极端分子，但从我们实际掌握的情况，这种现象背后有宗教极端势力的影响。我们把法治宣传常态化，向老百姓宣传自治区宗教事务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讲清楚宗教极端势力的险恶用心，用宗教极端、暴力恐怖典型案例事实教育群众认清宗教极端势力这样做的本质，引导大家知法、懂法、守法。
第四，我们向妇女们宣传，穿戴蒙面罩袍不利于女性身心健康，容易得呼吸道、皮肤等疾病，也不利于社会管理。还通过干部讲政策、群团组织讲风尚等方面开展工作。
第五，穿着蒙面罩袍是国际上许多现代国家包括伊斯兰国家所不允许的。法国和比利时2011年立法明确禁止，埃及、阿尔及利亚、约旦、黎巴嫩、土耳其、叙利亚等都不鼓励女性穿戴蒙面罩袍，有的还明令禁止;中亚国家也采取多种方式对穿戴蒙面罩袍的行为予以限制。
宗教极端思想破坏义务教育法、婚姻法、计划生育实施
陈芳：我这次在南北疆采访时了解到，基层干部反映宗教极端势力破坏法律实施是比较突出的。在处理中，对胁迫、煽动、恐吓他人的宗教极端黑恶势力，定罪主要依据是扰乱社会秩序和寻衅滋事罪，而这两个罪名适用范围非常广，也容易引发争议。有没有专门针对此的明确法律?
熊选国：你了解的没错，对新疆来说，利用宗教极端破坏法律实施是比较突出的。比如破坏计划生育国策、破坏义务教育法、破坏婚姻法、煽动不认政府证件等。刑法300条，针对利用封建迷信和利用邪教抗拒法律实施，有一个破坏法律实施罪，但没有针对宗教极端，这次刑法修订我们建议加上这一条。
目前，宗教极端思想破坏义务教育法、婚姻法、计划生育实施问题得到初步解决。过去，尽管新疆实行了免费义务教育，但受宗教极端思想影响，一些家长不让孩子学科学文化知识，中小学生辍学的问题在南疆一直很严重，不愿意让孩子上学，比如和田地区，村干部普遍反映最头疼的就是解决学生辍学的问题，包干到家里去催。现在和田地区小学、初中、高中入学率有了较大的提高，分别达到了99.5%、97.5%、63.9%。去年在和田地区还出现了有意思的现象，过去谎报死亡或失踪的三万多个小孩又“复活”了。
严打一年96%以上暴恐案件被提前打掉
陈芳：新疆开展严打暴恐活动专项行动的背景是什么，严打即将满一年，收效如何?
熊选国：严打之前，一些暴恐团伙、宗教极端分子“圣战”欲望十分强烈，频繁制爆试爆，顶风作案，昆明发生“3·01”严重暴恐案件，乌鲁木齐市接连发生“4·30”、“5·22”严重暴恐案件。南疆重点地区预警性、苗头性涉暴涉恐案件线索急剧增加。种种迹象表明，当时新疆的维稳形势已经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来对敌斗争最激烈、最严峻、最复杂的时期。
4月30日19时，乌鲁木齐火车南站出站口发生爆炸，案件造成3人死亡，其中1名系无辜群众，2名犯罪嫌疑人当场被炸死。 2014年5月22日7时50分许，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公园北街早市发生爆炸案，案件共造成39名无辜群众遇难，94人受伤。
在这种背景下，中央决定于2014年5月23日，以新疆为主战场，其他省(区、市)积极配合，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严打暴恐活动专项行动。至今将近一年，总的来讲，成效还是比较明显的：
首先，打掉了100多个暴恐团伙，并抓捕了一批涉暴涉恐的犯罪嫌疑人，这些团伙大部分是在严打之前形成的。存量减少幅度比较明显，增量得到了有效遏制。96%以上的暴恐案件被提前打掉，危险分子、首恶分子正被一窝窝端掉，暴恐活动的现实威胁逐步降低。
第二，社会面的防控能力，包括处置能力，比过去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在2012年开始的网格化巡控基础上，通过去年一年的努力，我们组建起了武警、民警加协警的专业化巡逻队伍，网格化巡控能力大大提高，尤其在一些人员密集场所、重点复杂区域。个别暴恐案发时，从案发到处置完毕，最快1分02秒，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伤亡。
陈芳：从社会面看，综合效益有哪些，群众满意吗?
熊选国：严打更加明显的作用是，综合效益显现。通过严打，确实打出了正气，打出了声威，宗教极端和暴恐这些潜在的团伙，得到了遏制。
你这次去南疆应该能感受到，乡干部村干部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腰杆觉得硬了，敢于做工作了。如果不把这种气势打出来，过去他不敢做工作，怕人家报复。乡村干部面貌的改变有利于我们基层政权的巩固。
与此同时，群众初步发动起来了，和田、阿克苏、喀什等地，群众敢于站出来提供暴恐线索、围捕暴恐分子，全社会声援和支持反暴恐的浓厚氛围显著增强。此外，抓捕的逃犯中投案自首的比例明显增加。
包括外界关心的女性穿戴蒙面罩袍、年轻人留大胡子、婚礼不准笑、葬礼不准哭等带有宗教极端色彩的表现，得到了有效遏制。当然这种遏制，目前还是从现象来看，思想上深处解决还有个过程，需要长期着力、久久为功。
我比较看重的是严打的综合效益，通过严打开路，挤压了宗教极端势力的生存空间，其他工作有效开展起来，包括带动了基层组织工作，带动了群众工作，带动了“去极端化”工作。
陈芳：此次采访，无论是乡里村里的干部，还是县里的干部，普遍讲，没有严打开路，“去极端化”等其他一系列工作无法有效开展。但严打毕竟不是长效机制。
熊选国：当然，我们也反复讲，对严打取得的成效，第一要充分肯定，第二也不能过于高估。毕竟暴恐形成的原因是很复杂的，要遏制防范，也需要综合施策，不是打的一手就能完全解决问题。
打掉存量迫切，有效遏制增量也至关重要，国际大环境对新疆的刺激不可小视。暴恐问题现在是世界性难题，对新疆来讲还是历史性问题，不可能在一段时间内让它彻底销声匿迹。因此，自治区决定把严打延长至今年年底。
严打是确保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重要手段，只有从严才能为治本赢得时间和主动。
严打中每起案件确保证据扎实、定性准确
陈芳：严打启动之时，新疆提出确保每起案件都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这方面是如何做的?
熊选国：严打必须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等三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办理暴力恐怖和宗教极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根据法律和这个意见，结合新疆实际，自治区也下发了指导意见，对哪些行为表现按法律规定以什么罪处理都作了明确规定，确保在法律框架下精准打击。
实际上在严打启动之前，我们已经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暴恐频发的情况下，我们总结到底哪几类对象要加大打击力度，重点打击暴力恐怖、宗教极端、制枪制爆、传播暴恐音视频、组织偷越国(边)境等犯罪案件。还在全疆政法系统进行了辅导培训，确保严打方针和政策法律在执法办案中全面正确贯彻落实。
在严打行动中，我们对暴恐犯罪的首要分子、罪行重大者坚决依法严惩;对具有自首、立功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的，从宽处罚，实行教育转化。
对严打中的每起案件，我们严格起诉审判程序，确保证据扎实、事实清楚、定性准确、量刑适当。目前，已审理案件上诉率不到9%，明显低于其他刑事案件。严打进行到现在，比较平稳，防止了扩大化。
陈芳：新疆强调打击的一手要硬，教育疏导的一手也要硬。这二者如何平衡?有声音提出打击同时又去教育，无形中会不会降低打击的权威性?
熊选国：不矛盾。我们抓人不是目的，最根本的目的是转化这些人的思想，否则抓起来，过几年放出来，还是一样会危害社会。打不是目的，最终目的是让他不再危害社会。该判刑还是要判刑，按照法律该判多少年还是要判多少年，但同时要教育转化。
在新疆，全社会做好大众“去极端化”教育的同时，政法机关更关注三个“细水滴灌”领域的“去极端化”教育：
一是我们对在押人员，包括监狱中的服刑人员，都要开展“去极端化”工作，加强教育感化，最终要把这些人思想上的“疙瘩”去掉，包括一些顽固分子。我们有转化成功的，包括一名参与过“东伊运”的创建者和一名“伊扎布特”组织头目，都被转化了过来，而且自愿现身说法，讲述自己从人变“鬼”、从“鬼”变人的过程，并痛苦流涕，愤怒地称受宗教极端势力的表象所骗，决心痛改前非。
二是开展针对那些受宗教极端思想影响的群体的教育。经过“去极端化”教育后，他们思想变化较大，我到鄯善县鲁克沁镇，那里教育转化人员编排的歌剧《父亲的嘱咐》、《忏悔》，赛尔克甫村组建新时代乐队、编排的歌曲《亲爱的父母》等，都真实反映了“去极端化”教育的效果。
三是我们通过集中整治工作，还突出加强了易发生暴恐案件的重点乡村群众的“去极端化”教育，效果也不错。例如，去年“7·28”案件发生后，我们在案发地接触到的群众异口同声地讲，所谓“圣战是第六功”，所谓“圣战殉教进天堂”都是假的，如果再有人煽动这些，他们就把煽动的人送到监狱去!
做新疆工作需要持之以恒、保持定力
陈芳：由此来看，“去极端化”治标容易，但要治本则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系统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可能还会因为某一个具体事件引发争议，新疆干部讲你们的工作常常出现100-1=0的情况。
熊选国：是啊。“去极端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非一朝一夕之功。加之，新疆区情特殊，多民族、多宗教、多元文化，反恐的前沿阵地，很多问题相互交织、复杂敏感，牵一发而动全身，稍微一个小问题处理不好的话，就可能引发大问题。
就在最近，喀什处理穿戴蒙面罩袍和留大胡子的报道，这是一篇失实报道，结果人家就认为留大胡子就判刑，你们新疆怎么搞的。事实上我们打击处理的是社会上强迫他人者，煽动组织蛊惑他人者，还有一种是威胁、恐吓、殴打不留大胡子、不穿戴蒙面罩袍的人。这些打着宗教旗号的黑恶势力，必须打击处理，当然打击处理的是极少数人。
所以在新疆，确实感觉到社会治理难度比内地大得多。不仅仅是工作压力和工作量大得多，还包括新疆的特殊情况，思维和内地不太一样，语言、习惯也不一样，工作难度要大得多。所以，张春贤书记提出要争当“四强”干部，其中一条就是“心力上强”。的确，做新疆工作，需要持之以恒、保持定力，久久为功。
陈芳：在南疆采访期间，与多位基层官员深谈，了解到他们要承担反恐维稳、巩固边疆、发展民生、基层组织建设等多项工作，其中又有涉民族宗教等敏感因素。他们讲工作再难再累不怕，怕的是外界误解。今年两会期间，我记得张春贤提到一组数字，2014年，新疆有26名公安民警牺牲，230多名基层干部猝死在工作岗位。近几年，新疆公安干警的牺牲率高达内地5.4倍。保持定力对新疆官员来讲确实重要。
最后一个问题，这些年，新疆在维护稳定方面还有哪些好的做法?
熊选国：就是。维稳工作我们围绕“三个坚决”的目标，就是坚决防止发生大规模暴恐案事件，坚决遏制暴恐案件多发频发势头，坚决防止暴恐活动向内地发展蔓延。
为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始终坚持依法治疆、团结稳疆、长期建疆，坚持“反暴力、讲法治、讲秩序”，坚持“打击的一手要硬、教育疏导的一手也要硬”，不断提升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维护稳定的能力，推进反恐维稳常态化、法治化。
几年来，我们全面加强情报信息，提高发现能力，把绝大多数暴恐活动摧毁在预谋阶段和行动之前;全面加强社会治理，加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加强危爆物品管控;全面加大“三非”整治力度，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全面强化基层基础，集中整治重点乡镇村等几十项具体措施。这些举措既突出主动进攻、露头就打，又强调源头治理，强化基础。
同时，我们社会面防控上，全面强化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构筑了网、格、点交织的巡逻防控网。2012年年初，我们还大幅充实了基层维稳力量，实现“一村一警”、“一村多警”。去年初，我们强力推进20万干部下基层“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活动和重点乡镇(村)集中整治，围绕解决突出问题、建强基层组织、打牢群众基层，群众的安全感、满意度都有了显著提升。相信和依靠各族群众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础，只有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我们才能打赢反恐维稳这场硬仗。
来源：凤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