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出三晋 亮剑华北 日寇围困万千重 军民游击各个破
1942年，雄伟的八路军步兵阵容。 沙飞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基本上依据1941年1月制定的《对华长期作战指导纲要》，以确保占领地区为主，使这些地区成为其扩大侵略战争的基地。同时，通过政治诱降和有限的军事进攻，力图迫使重庆国民党政府屈服，尽快结束中国战场的战争，以摆脱其多面作战的被动局面。
1941——1942年，日军对国民党军队担负的正面战场发动了一些进攻战役，如豫南战役、赣北上高战役、晋南中条山战役、长沙战役、浙赣战役等。国民党军队进行抵抗，有些战役取得了局部胜利，有些战役由于指挥不当、作战不力，部队遭到很大损失。
从1941年起，敌后战场的状况也发生了变化。日军使出很大力量在其占领区进行所谓的“治安建设”，将共产党和抗日根据地的人民武装作为主要进攻对象，企图通过一定时间的“扫荡”“清乡”，将人民武装消灭。1942年，日军在华北、华中的军队有五十五万余人，其中用于巩固占领区的约有三十三万余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民承受着巨大的军事压力。日本侵略者还吸取过去的教训，把单纯的军事占领扩大为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全面的殖民统治，在华北、华中等地大规模推行以“总力战”方针为指导的“治安强化运动”和“清乡运动”。他们将华北划分为“治安区”(沦陷区)、“准治安区”(游击区)和“未治安区”(抗日根据地)，并采取不同的侵略手段对待之。在沦陷区，他们加强汉奸伪组织的力量，强化基层保甲制度，扩大警察特务组织，大肆掠夺、控制和禁运经济物资，广泛进行思想文化上的麻醉欺骗，对一切抗日活动严加镇压。在游击区，他们采取蚕食手段，通过大量修筑公路网、碉堡群、封锁沟墙，扶持日伪组织，隔断游击区和根据地的联系。在抗日根据地，他们则以军事“扫荡”为手段，实行毁灭性打击政策。
1941——1942年，日军在华北连续五次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同时，使用大量兵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其中，一次使用兵力在千人以上至万人的，有一百三十二次之多;一次使用兵力在万人以上至七万人的，有二十七次。在华中，日军分时期、分地区反复进行“清剿”，名之为“清乡运动”。日军的残酷进攻，再加上华北连年遭遇自然灾害，抗日根据地出现严重困难局面，一些抗日民主政权被摧毁，根据地面积缩小，总人口由一亿人减少到五千万以下，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经济极端困难。有些地方的抗日军民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用、没有饭吃，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
1941年底，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先后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工作和军事建设的指示，规定在新形势下对敌斗争的方针，是更广泛地开展群众性的人民游击战争。11月7日，中央军委指示：“敌寇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残酷‘扫荡’，我军人力、物力、财力及地区之消耗，使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敌我斗争，进入新的更激烈的阶段。”“在这一新阶段中，我根据地军事建设，必须适合新的客观环境。每个根据地的军事机构均应包含三部分：(甲)主力军，(乙)地方军，(丙)人民武装(即不脱离生产的自卫队及民兵)。”根据地的军事建设应以巩固和扩大地方军、人民武装为中心，主力军采取适当的精兵主义。主力军和地方军数量上的比例，山岳地区一般是二比一;平原地区一般是一比一;在某些最困难的地区，取消主力军和地方军的区别，使全部武装地方化。
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各部队相继进行精简整编，实行主力兵团地方化，抽调大批精干人员充实到区、县，加强人民武装建设。
面对日伪军的残酷“扫荡”和蚕食，敌后军民展开了艰苦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各部队加强敌情侦察，及时掌握敌人动态，广泛进行政治动员，大量制造和储备手榴弹、地雷等战斗武器，从思想、物资等方面做好反“扫荡”准备。在获悉日伪军即将出动“扫荡”时，迅速组织广大群众空室清野，安全转移人、畜，藏好衣物和粮食，封闭水井，使敌军进入根据地后没有饭吃、没有水喝、没人带路、无消息来源，成为饥渴、盲聋之军。首先，以我之分散，对付敌之集中。我主力部队除留下一部分兵力帮助地方武装和民兵自卫军坚持内线斗争，牵制、迷惑和杀敌外，大部分部队转移到外线，或打击敌人薄弱据点、破坏其交通、斩断其归路;或择地隐蔽，伺机而动，配合内线袭击敌人;同时，组织邻区军民对各自地区的敌军展开攻击，引诱外出“扫荡”敌军回援，策应被“扫荡”地区军民的斗争。在日伪军转为分区“清剿”、兵力分散时，又以我之集中，对付敌之分散。根据地的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民兵自卫队密切配合，集中优势兵力攻敌薄弱，消灭或予敌人以重大杀伤。当日伪军被迫撤退时，又以伏击、侧击等多种手段追歼敌人，乘机拔除敌人残留据点，恢复和发展根据地。
1941年秋，日伪军七万余人多路出动，对晋察冀根据地的北岳、平西地区进行“扫荡”，企图对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进行“铁壁合围”。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区，部队留一部分兵力同民兵结合，在内线迟滞、消耗敌人;主力部队则按计划进到铁路沿线和日伪军的侧后，打击敌人，使“扫荡”之敌连连扑空，疲于奔命。在日伪军转入分区“清剿”后，抗日军民又内外策应，频频打击敌人。在此期间，晋西北、太行、太岳、冀南、冀中等区军民也积极对敌发动攻击，配合北岳和平西的反“扫荡”斗争。9月末，日伪军被迫撤退，晋察冀军民迅速集中力量袭击、伏击和追击，有力地打击了敌人。这次反“扫荡”作战历时两个多月，作战八百余次，歼敌五千五百余人，粉碎了日军摧毁北岳、平西抗日根据地的企图。
1941年10月，“扫荡”太岳根据地的日伪军企图在沁源建立所谓的“山岳剿共实验区”。在沁源抗日的主力部队、地方武装、民兵和群众组成了十三个游击集团，对敌人开展反围困斗争。他们组织沁源城及主要道路两旁二十多个村镇的一万六千人转移，使来犯敌人陷入无粮、无水、无路的困境，日伪军无计可施，只得退出抗日根据地。
1942年5月1日，日军出动五万余人，七百余辆汽车和大量坦克、飞机，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亲自指挥，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拉网”式大“扫荡”。日军在占领区筑碉堡一千七百余个，修铁路、公路八千多公里，挖封锁沟、筑封锁墙四千多公里，把冀中抗日根据地分割成很多小块，给抗日部队、地方干部和人民群众造成惨重伤亡。中共冀中区委和冀中军区领导军民坚壁清野，并利用四通八达的地道网，顽强地同敌人展开反“扫荡”斗争。冀中八路军大部主力转向敌人侧后，乘虚袭击敌人据点和交通线，策应内线斗争;部分主力带领各地游击小组，坚持内线斗争。抗日军民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斗争，以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方式作战两百七十余次，毙伤日伪军万余人，彻底瓦解了敌人消灭冀中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的企图。
1941年5月上旬，冀南军民七万余人通过五昼夜大破袭，一举切断了敌人的主要交通运输线。7月中旬至8月底，乘着“青纱帐”的荫庇，冀中军民破坏公路、铁路一百五十多公里，攻克敌据点、碉堡多处，打开了青县、大城、任丘、高阳等地区的抗日局面。在反蚕食斗争中，山东的八路军提出“翻边战术”，即敌打进我这里来，我打到敌那里去，有力地打击了敌人。
在艰苦的敌后抗战中，涌现出成千上万民族英雄。1941年8月27日，日伪军包围冀中献县东辛庄，通过拷打和屠杀威逼群众交出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的母亲。许多人被打得死去活来，仍守口如瓶，当场数人被杀。马母见情不忍，挺身而出。敌人对她威胁利诱，要她写信劝儿子投降。马母痛斥敌人：“我是中国人，一向不知有投降二字。”她坚贞不屈，最后绝食而死。9月25日，八路军战士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葛振林为掩护党政领导机关和群众转移，主动把敌人引到悬崖绝壁，据险抵抗。在打完最后一粒子弹后，他们毅然跳崖，史称“狼牙山五壮士”。1942年5月25日，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辽县八路军总部遭敌合围的紧急情况下，不顾个人安危指挥部队突围，不幸中弹，壮烈殉国。
同年冬，日军对鲁中根据地进行“扫荡”，山东军区特务营奉命掩护军区机关和群众突围，先后毙伤敌军六百余人。全营最后只剩十四名战士，被敌人压缩到对崮山东端，弹尽粮绝，跳崖殉国。晋察冀边区民兵爆炸英雄李勇领导的游击小组，以步枪结合地雷作战，创造了毙伤日伪军三百六十余名、炸毁汽车二十五辆的战果。日军“扫荡”冀中深县王家铺子时，逼迫被抓的二十多位村民说出八路军藏在哪里，连续杀了十四人，仍无人吐露一个字。河北省平山县拥军模范戎冠秀，在反“扫荡”中不避艰险，奋不顾身安置救护伤员，被誉为“子弟兵的母亲”。
这些普通而又坚强的抗日英雄，表现出中华儿女不畏强暴、反抗侵略的伟大民族精神。
(作者 丁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