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列入国家首批划界城市 给大城市修一道"畔"
国土资源部、农业部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工作的通知》，北京、上海、南京、武汉、西安等14个城市周边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工作将先行展开，西安列入国家首批划界城市。
《通知》的发布，意味着除了18亿亩耕地红线，永久基本农田的保护红线也将日益明晰，由此形成的农田、城界、生态“三位一体”的三条红线，对于城市发展而言，将会产生哪些至关重要的影响？又是否能够改写城市无限制蔓延的扩张模式？
城市不能再蚕食农田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在《击壤歌》这首远古先民咏赞美好生活的歌谣中，先民用极口语化的表述方式，吟唱出了生动的田园风景诗。然而，这样美好的田园生活已经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对于曾经在西安市长安区韩家湾村生活了近30年的韩少谦而言，农村生活已经成为了一种回忆。“以前在我们家周围全是农田，真的就像是歌曲里唱的那样，一阵风吹过，田里的麦穗都在波动。”
然而，这样的生活并未延续下去，2006年西安市规划建设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韩少谦一家所在的韩家湾村处在规划范围内，村里所有的土地被征用。2007年后，村里的老老少少渐渐搬离了生活多年的土地。
谈起之前的农村生活，韩少谦流露出怀念的神情，“我们家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根就在这里。直到我这一辈，离开了农村。但是现在的条件再好，也总觉得不是自己家。对于我们农民来说，失去了土地，就失去了归属感。”
根据政府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年底，西安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00.49万人，20.05万农村居民进城落户。在这庞大的数字背后，是城市化进程步伐的加快，是一个个像韩少谦这样的农民，失去了土地，离开了农村，离开了农业。
西安市农业委员会种植业管理处副处长王向平通过查阅历年《西安市统计年鉴》发现，2003年至2013年这10年间，西安市的耕地面积由405万亩减少到366.23万亩，减少了大约39万亩；而市区人口，则由510万增加到580.6万，增加了约70万人。
“迅速减少的耕地以及急剧膨胀的人口，为粮食供给带来了一定的压力。”据王向平介绍，近五年来，西安市每年粮食产量在180万吨左右，尽管粮食亩产逐年提高，但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和用量需求的增加，粮食总产量已经不能满足市区人口的正常需要，需要外调粮食保持供给。
“城镇周边的耕地，多是长期形成的高产田，城市扩张过程中，占据的一般都是优质耕地，而它们恰恰是应该重点保护的对象。如果不加以制止，很多优质耕地都被城市占用了。”西安交通大学城乡规划研究所所长李志刚说道。
此次，两部委联合下发的《通知》中，明确提出要在已有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工作的基础上，将城镇周边、交通沿线现有易被占用的优质耕地优先划为永久基本农田，遏制蚕食优质农田的现象。
城市周边要划道红线
“西安市一直严守耕地数量质量红线、城镇建设开发边界红线和生态保护红线，严格控制建设用地总量，防止建设用地无序扩张。”西安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李小峰介绍道，每年初，市政府会与各区县政府签订《耕地及基本农田保护目标责任书》，使地方政府将耕地保护任务落实到镇（街道办）、村组，建立层层负责的耕地保护责任体系。
不过，作为生活在西安的普通人来说，依旧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城市的变化和扩展。李志刚任教多年，他根据历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和《西安市统计年鉴》的数据整理计算后，发现西安的“城市化”速度很快，“这里城市化是指土地城市化过快，而人口的城市化速度则较慢”。
从他的数据统计表中可以看到，2006年西安市建成区面积为261.4平方公里，市区人口为540万人，城区人口为326.35万人；到了2012年，建成区面积已经达到375平方公里，约增长了114平方公里，而市区人口增长了31.79万人，城区人口增长了27.07万人。其中，“市区人口”指市辖区的人口之和（不含县人口）；“城区人口”指划定的城区范围内的人口数（按公安部门的户籍统计为准）。按城区人口计算，建成区人口密度从2006年的1.24万人/平方公里下降至2012年的0.94万人/平方公里。
“城区的人口密度下降，说明我们的土地利用率不高。”李志刚说道，这种发展模式，依然值得商榷。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段德罡也认为，改革开放后，西安城市规模迅速扩张，“特别是向南北两个方向，建成区边缘部分不断向外延展”。这种发展导致了人居环境品质难以很好提升，空气质量、交通拥堵等问题日益凸显。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在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的表述中，提出了管住总量、严控增量、盘活存量的原则；国土资源部在今年2月19日下发的《关于强化管控落实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的通知》指出，除生活用地及公共基础设施用地外，原则上不再安排城市人口500万以上特大城市中心城区新增建设用地。
而在此次《通知》的规划中，划定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也将与城市开发边界和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等工作协同开展，与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等多规合一工作相衔接。实际上，也是从另一个角度为城市周边发展划了一道“红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