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记忆：西安“陪都”筹备13载带动各项繁荣
“中国捷克日本，南京重庆成都”，1945年9月2日，日本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西安这座在战火边缘挺立的千年古城，陷入了空前的狂欢，这副极具巧思的对联，出现在当时钟楼东边的一家店铺门前。当夜，游行队伍提灯走上街头，燃放鞭炮烟火，从革命公园集合，经尚仁路、大差市口到东大街，行至钟楼朝右转，最后至北大街体育场。
已过九旬的老西安人霍风先生回忆称：“象征胜利的V字手势，在我记忆里，正是从那天开始。”
欢乐，成了当夜西安最高贵的客人。只是，人们并未忘却，古城被战火磨练的悲壮与机遇。
一直在筹备中的陪都西京
抗日的烽火从东北一路蔓延到华北，日军的飞机也越过重重层云，屡屡盘旋在旧时都城的上空。然而，也就在这样日日为战争悬心的时刻，西安开启了一场极为重要的城市建设规划浪潮。
为应付战时局势和巩固后方的需要，九一八事变的次年，1932年3月5日，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决定“以长安为陪都，定名西京”，并委派张继等专员组成“西京筹备委员会”，并于当年4月17日开始办公，为期13年之久的陪都西京筹建工作拉开帷幕。
1937年3月24日，西京筹委会会同西安市建委召开西京市区计划第一次会议，按照陪都对西安城进行了分区发展，行政区、古迹文化区、工业区、商业区、农业实验区、风景区等六区。在分区中，规定“凡有古迹者，均限制其他使用”。
但在当时举国皆为焦土的战争硝烟里，西安即便作为陪都建设，也处处都能看到战争的身影。在城东蓝田县境内汤峪温泉水源修建了伤兵疗养池一座；甚至，在道路设计中，“应尽量定为直线、以减少距离，且通风较利，战时易于消防毒气”。
只是，陪都西京始终处于筹备阶段。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根本性转折，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在望，战时机构的设置也开始调整。1945年3月19日，国民政府党渝文字第188号令根据当时全国政治形势的变化，发布了国民党中央设计局关于裁撤及调整机构之总建议，其中明令裁撤西京筹备委员会。
由于西京筹备委员会筹办陪都历时长，工作范围广，又有不少附属机构，许多重要文卷、图书分存于长安、礼泉，亦有远在陕西褒城（现勉县以东）者，裁撤后的人员安排也很费周折，所以办理结束手续颇为复杂，有关移交工作一直延续到6月30日才完全结束。
从1932年3月正式成立，至1945年6月30日正式结束为止，西京筹备委员会前后工作了十三年零三个多月。
一条陇海铁路繁荣了工商业
尽管陪都落户西安的计划一直停留在政策层面，但西京筹委会却以陪都的要求设计和建设着西安。1934年，加速修建的陇海铁路通车西安，不仅仅为抗战物资的转运提供了交通保障，也使西安成为陕西重要的商品运销地、集散地和中转站。
1934年，“西安商店名称仅五千多家，以小贩居多，成立行业工会者仅36行，资本最大的商店为五万元，最小者一百元。”而到了1940年，西安商号总数达6509家，资本在5万元以上者24家，1万元以上者78家。
商业的繁荣，对冲着战争的残酷。随着中美对日作战合作的加深，西安街头巷尾，很多小商贩开始兜售起美货，像丝袜、泡泡糖、巧克力、骆驼牌香烟、打火机、剃须刀，五花八门，琳琅满目。甚至到了抗战后期，西安人几乎能与大洋彼岸的美国同步观看好莱坞大片，位于竹笆市的阿房宫电影院常常一票难求。
与商业一道繁荣的，还有工业。1935年之前，西安仅有寥寥数家现代工业，如西安军械制造局等。而之后抗战的全面爆发，沿海工厂纷纷内迁，西安新建工厂如雨后春笋。据统计，1941年，西安有各类规模较大的工厂64家，涉及电力、纺织、机器、化工、烟草、印刷等多个行业。在这些新建企业中，有对西安经济产生重要影响的西京机器厂、大华纱厂、西京电厂、西京毛纺厂。其中很知名的便是大华纱厂，当时生产技术达到全球先进水平，其生产的“雁塔牌”细布享誉整个西部地区。
据1989年《西北大学学报》所刊发文章《抗战时期的陕西工业》介绍，自1938年至1940年先后到陕的机械、纺织、化工、文教、电器等技术人员达730人左右，而西安一地就聚集了陕西工业的90%。
“西北联大”扎根大西北
随着工厂内迁、资金转移，以及陪都定义西安的政治意味，促使西安文教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193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在西安设立高校，同时发展中小学教育、职业教育等机构，学校的数量和类型不断增加，逐渐形成了现代教育体系的构架。
1940年，西安后宰门创办了“陕西第二保育院”，其附属的“儿童艺术班”则由韩国音乐家韩悠韩担任班主任，四年多时间里，从这里培养出了张孔凡、袁世正、高经华、梁庆林、杜梦山等日后的音乐家。
而文教创举中最为著名的还得是西北联大。1937年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下发第16696号令，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在西安城隍庙后街4号开课。北平诸多高校的到来，为西安带来了很多宝贵的资源和理念。但这只是历史的一瞬间，随后，在太原失陷后，西安临时大学迁往陕南，1938年4月改成西北联合大学，与云南的西南联大遥相呼应。不过，与西南联大的南渡北归相比，西北联大选择了“扎根西北”。
秦腔的血色记忆
那个年代，无论居于何隅，都无法与战争的炮火声隔绝。对于当时的西安人来说，前线艰苦卓绝的抗战，尽在西安易俗社的剧作之中。
在辛亥革命浪潮中兴起的易俗社，当日寇压境时，再次承担起了国家使命。1937年易俗社眼见日寇占领华北大部分地区，由副社长耿古澄带队跋涉数千里，携带剧目《山河破碎》、《还我河山》、《淝水之战》来到孤城北平，以秦腔为武器，为二十九军将士慷慨悲歌。
1938年，日军侵占河南，古城西安不断遭敌机轰炸，易俗社剧场的八角楼被炸毁，有员工殒命。当时许多民营班社都躲到了外县，但易俗社并未停业。他们在城南观音庙租赁几间窑洞，白天为躲警报，率领学生在郊外坚持练功排戏，晚上回城给观众演出，《投笔从戎》、《长江会战》、《保卫祖国》等剧目场场爆满。
西安城里的声声秦腔，与战火边缘繁荣的古城，成为抗战后方的一道屏障。
华商报记者马想斌
寻找身边抗战记忆
飞虎队“血幅”照片现西安
你见过飞虎队的“血幅”吗？昨日，西安摄影师张天柱公布了之前拍摄的一组照片，上面有二战期间美国飞虎队的“血幅”。
所谓“血幅”，是抗日战争期间中国航空委员会配发给来华志愿航空队的标志。当年来华参战的美国飞行员飞行服背后都缝有写着“来华助战洋人（美国），军民一体救护”的中文字样的绸布，这样语言不通的援华美军飞行员在迷路、事故或被击伤而迫降、跳伞后，就能得到中国军民的救护。
而拍下这一历史见证物的张天柱告诉华商记者：“这些照片是我10年前拍摄的。当时两名飞虎队老兵随一个团来兵马俑参观。我邀请两位老兵和夫人及团长夫妇一行6人到一号坑的修复区参观。两位老兵保罗·克罗福（左）和马克·麦克唐纳身着当年的飞行服，走到兵马俑面前行起了军礼，‘太神奇、太伟大了！’保罗激动地说，‘1944年我曾来过华清池，在那里休整，那时还没有兵马俑，今天能和这些漂亮威武的秦代老兵在一起，非常自豪！’”而这一瞬间也被张天柱定格。
华商报记者周艳涛
编辑：白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