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品大员年薪不够"赞助费" 你在明朝可能上不起大学!

10.04.2017  09:08

  买卖文凭之事,古今中外并不鲜见。比如,现在常见的大学招生指标,在古代便买卖兴隆。因为敛财快,这甚至成为朝廷弥补国库亏空的一种手段。
   古代大学毕业生“包当官
  有人认为大学体制是西方人创造的,其实不然。中国古代即有高等学府,只是办学的理念和模式不同,而且不兴叫“大学”。商时的中国大学叫“太学”;周时叫“国学”,国学是周王办的,诸侯办的则叫“泮宫”;西晋时称“国子学”,北齐易名“国子寺”;隋则改称“国子监”,一直到清末都是这叫法。
  真正把大学叫“大学”的,是在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当年,中国诞生了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京师大学堂,即是北京大学的前身。
  与大学不叫“大学”一样,中国古代的大学生也不称为“大学生”。以明代称谓来说,通称“生员”,在国子监读书的学生叫“监生”,学生可享受“助学金”,由国家财政支出,因为是用于学生改善伙食,故称为“廪膳”。
  国子监是朝廷的中央宫学,用现代人的话说,它是中国古代的国家级重点大学,学生比现在博士的水平还高,其学术地位远胜于今国务院“211工程”中确定的全国重点大学。现在的大学生连个工作都难找,但国子监的毕业生可没这担心,不仅包分配工作,很多时候还“包当官”。明代便规定,“入国学者,乃可得官,不入者不能得也”。换句话说,上了国子监就能当官,上不了便别想往上爬。
  试想,“包当官”的大学谁不想读?所谓“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大概就是这原因吧!
   明代国立重点大学“南大”“北大
  上大学的好处多多,但上大学得凭成绩,要考,古今一理。没有成绩,如果有一个不凡的家庭背景,有当大官的老爸、太子党的身份,也可以,特招嘛!如果没有这些条件,是不是没门了?也不是,但前提条件得有钱——买个入学名额。这便是现在大家常说的“花钱上大学”。
  古时的入学名额叫“”,生员就是这意思,即今“招生指标”。所谓花钱上大学,就是购买到这种招生指标。招生指标并不是每个朝代都买卖的,最疯狂的年代,是明朝。明朝廷曾经明码标价,以收取“赞助费”的方式,公开出售招生指标,这种行为叫“官倒”。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虽是布衣出身,无文凭缺学位,但却很重视教育。元至正二十五年(公元1365年),时全国尚未统一,朱元璋便在应天府(今南京市)的集庆路附近开办了明朝第一所国立重点大学——国子学;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又及时恢复了中断多年的“全国统考”(乡试)。
  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三月国子学改称“国子监”。明成祖朱棣夺位后,将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于是明朝有了两所国立重点大学,即南京国子监(或“南雍”)和“北京国子监”(或“北雍”)。南雍和北雍,可以看成是明朝的南京大学和北京大学。
  国子监是古代出“贤人”的地方,现在南京、北京的明国子监遗址附近都有“成贤街”就是这原因,招生指标是不应该成为商品的。但是随着国力下降,中央财政严重亏空,朝廷急于搞钱,便开始“教育乱收费”了:凡想上大学、到国子监读书者,不论成绩优劣,不问家庭出身,“军民子弟”只要肯出“赞助费”,就发给“录取通知书”。有意思的是,明朝时收取的赞助费不要现金,只收当时短缺的粮食或是马匹等。
  “官倒”乌纱帽,在古代中国屡见不鲜,但像明朝这样“官倒”招生指标的,实在少见,可以说开了中国花钱上大学风气之先。国子监的学生,本来因为出身和入学方式不同,叫法便不少,如举监、贡监、荫监、恩生等,自打招生指标可以买卖后,叫法又多了一种“例监”,这是给通过买指标入学学生的专有称呼。
   明代进国子监需“八百石米
  与现在“私倒”,或者说“暗倒”招生指标不同,由于是“官倒”,明朝的招生指标交易很透明,实行“全国统一价”。那么,当时买个大学上上,要花多少钱?
  据《明史·食货志二》上的数据,要想获得国子监的入学资格,景泰年间(公元1449-1457年)最高的要800石米,低者300石米。成化年间(公元1464-1487年),则稳定在100石米。
  上面这价格是有“学籍”的,如果不在乎学籍,只当旁听生镀镀金,或是插班生、肄业生什么的,可以享受“优惠价”。以明英宗天顺五年(公元1461年)的标准为例,每个指标需缴纳20匹马。
  景泰年间的赞助费算是最高了,800石米的标准是怎么定下的?原来这是“买方”主动出的价钱。时山东临清县,伍铭等几个在县学(类似于今县重点中学或地方专科学校)读书的学生想“专升本”(大概这意思吧),提出愿意缴纳800石米,求进国子监读书的机会。山东省主管官员将此情况上报朝廷后,获皇帝特批,于是“米八百石”遂成标准。但是能出或愿出800石赞助费的,还是很少的,所以后来不断往下降,以吸引考生、扩大生源。
   二品官员年薪不够一个“入学指标
  这样的入学赞助费,在当时算不算高?看看下面的分析,就会明白。
  明朝乱收费除了教育领域,司法方面也很糟糕。据《明史·食货志二》记载,朱祁钰的老爸朱瞻基(明宣宗)当皇帝期间,可以花钱赎罪,行情是普通死刑犯免死,需60石米;流放的犯人,需40石米。简单对比便可看出,明朝时花钱上大学,比“捞人”的成本还要高,以“米百石”的低标准来算,也要高出40石。
  进一步分析,明朝时米1石等于120明斤,100石就等于12000明斤。明斤比现代斤要重,大约1比1.18,这样一换算,明朝100石米便是现代的14160斤。
  以普通大米每斤零售价2.50元的行情来算,明朝100石米能卖35400元人民币;即便以最高赞助费800石米来算,也不过28.32万元人民币。
  表面上看,明朝“花钱上大学”花的并不多,但古代家长的压力还是相当大的。当时正常年景下单季稻1亩地产量仅在2石左右,不到300斤,一斤稻谷只能出0.7至0.8斤米;而现在,每亩产量已达1500斤,“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则创造了亩产1800斤。
  依明洪武二十年九月定的工资标准,相当于今省部级高官的二品大员,年俸禄是576至732石米,如果缴800石赞助费,明朝“省委书记”一年的工资也不够;如果是100石米,便轻松了,可买5至7个招生指标。
  相当于今县处级干部的七品官,年俸禄是84至90石米,如果缴800石的赞助费,明朝“县委书记”想花钱让子女成为国子监这所全国重点学府的大学生,要花去10年左右的全部工资收入;即便是100石,也要用掉近一年的工资收入。如果是普通人家子女,面对“米百石”的赞助费,想都别想,能念个私塾认几个字,已是烧高香了。
  如同买官卖官不绝一样,中国古代历朝历代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均卖过入学名额和资格。到了清朝,倒卖“招生指标”则成一种制度,书面语言称为“捐学”,教育乱收费比明朝还厉害。

编辑:王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