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本顺妻弟手下威胁上访者：不是杀你 是剁了你
2015年8月11日，陈松竹从北京出发，次日下午来到河南省邓州市文化路佳美商业广场5号店，商场旁边有条小路。他坐在自己的福特SUV轿车上，打开车窗，探头向小路尽头张望—那栋他和父母当年住过的老房还在，爷爷的坟墓就位于老房身后。
他想回去给爷爷烧把纸钱，思量许久，调转车头离去。
毕竟，家中官司未了。
2003年9月的一个深夜，三名不明身份的社会人员闯入陈松竹的家中，将两层小楼的门窗悉数砸坏，并在院子中呼喊陈松竹父亲的名字。彼时，陈松竹父亲患脑梗塞瘫痪在床，不能说话、不能动弹，不可受到惊吓。
在邓州警方抵达之前，三人离去。次日上午，陈父母被人告知：如果不走，或遭灭门，两人未及收拾行李即前往郑州避难。此后12年再未回来。
一份邓州市法院民事判决书显示：原告陈荣耀(陈松竹父亲)曾在2001年向邓州市东城办事处春风阁四组借款206408元，约定利率两分，后春风阁四组无力偿还，以书面协议形式将所属集体企业中的8间石棉瓦房以及地皮抵押给陈荣耀。
冲突过后，刘延涛在这块地皮上盖起了如今的文化路佳美商业广场5号店。
除却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妻弟这一身份之外，刘延涛还被指是邓州市通吃“黑白两道”的“最有势力”的房地产开发商。近五年来，由他旗下公司开发或参与开发的楼盘分别有金川花园、新御花园、金川美景春天、金川东王府、金川盛世等等，均位于“邓州市核心中央区域”。
当春风阁四组这种乡党体制与刘延涛的政治资源达成利益共谋之后，陈松竹一家即便在上世纪90年代坐拥百万身家，依旧无力对抗命运之急转。
时年22岁的陈松竹，告别北京某知名高校英语专业大二学生的身份，辍学返乡维权。2004年，他打赢了与春风阁四组的官司，无奈司法救济之路不通。他加入北京南站的上访大军，同时利用专业技能为电视台拍摄上访纪录片，可他后来意识到，信访制度与维稳制度的结合能产生像精神鸦片一样，足以毁掉他的一生。
而今，周本顺及其家族成员纷纷出事，陈松竹时隔10年后重返故乡。他认为，当地政府和司法机关是时候给自己一个说法了。
坠落的小康之家
邓州市作为河南省的一个县级市，过去十多年，同样裹挟于中国的城镇化大潮。
陈松竹在这轮大潮中失去的，不仅是8间石棉瓦厂房以及那块地皮，他家的两亩自留地和责任田上，在他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已经盖上他人的房子。与此同时，他所在的春风阁四组的80余亩农地，亦悉数被占用开发。
过去他家的老房子位于邓州城东，而今已是高楼林立的市中心了。
陈松竹父亲年轻时通过贩卖水果、烟火爆竹等生意，积攒起百万身家。
他记得很清楚，那老房子内，上世纪90年代便摆放着双开门的冰箱，电视机、音响，洗衣机等家电都是进口货。“我在上初中时就用上了电脑，那应该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家用电脑，安装的还是DOS的操作系统。”陈松竹也是学校第一批用上BP机的学生，上高中时“大哥大”开始流行，他同样较早尝鲜。
家庭的变故源自于春风阁四组组长换届。
新任组长上任后即宣称开始卖地，陈松竹的父亲彼时是组内的群众代表，也是略懂法律的“乡村能人”，他以土地属村集体财产为由反对组长私自卖地。
不过，他在春风阁四组属少数姓氏，那位新任组长则是组中的大姓，亦是依靠宗族支持当选组长。
“2002年下半年，我还在上大二，我爸突然得了脑梗塞，全身瘫痪在床，电话那头只剩下‘啊’‘啊’‘啊’的声音。”陈松竹听母亲说，家中出事后，那位新任组长不仅不还村集体借他们的20万元，还放话要让他们一家在邓州待不下去。
次年9月，陈松竹老家突遭三位不明身份之人打砸，他的父母不得不前往郑州躲避。后来他才得知，之前一年“只能放话”的那位组长，在与刘延涛达成土地出让协议之后，决定动手逼迁。
当年年底，周本顺自湖南政法委书记调任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刘延涛在邓州的房地产开发随之步入快车道。
那年11月，陈松竹回到郑州探望父母。他们在郑州市郊区一座两层小楼内租了一个不足10平方米的单间，单间内只有一床被褥、一个小锅和一个煤炉。陈松竹的父亲也就瘫痪床上、口齿不清。床边摆放着一堆中药。
陈松竹带回一万多元，一部分给父亲治病，另外一部分拿给律师，开始与春风阁四组打官司。
此前22年，陈松竹从未体验过如此窘迫的生活，但在父亲患病、举家搬离邓州之后，父母不仅需要每年四五万的医药费开支，而且家中五六十万元的外债再也要不回来。陈松竹不得不辍学，以帮别人翻译文件、组建公司网络来赚钱养家。
这起2003年立案的官司，事实并无任何争议顺利经过一审胜诉，二审也维持了一审判决，2005年1月进入执行程序。
“当时我在邓州待了三天，邓州市法院给我的说法是这个执行难度比较大，让我找春风阁四组协商。”陈松竹尚未来不及与四组协商，便收到传来的话，“他们让我赶紧走，如果我敢去四组要钱的话，他们就不客气了。”
迄今他都忘不了对方威胁自己时的用词，“不是我杀了我，也不是宰了我，而是剁了我。”